如何后富起来，还是有个层次之说，比如从国家层面，继续深化中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从引进人才，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的大力投入和改善，说白了，这些都需要国家立项拨款，然后让基层一步步落实。从不富裕区域来讲，需要执政能力很强的官员来领导整个地区、省市发展;从地区的企业来讲，需要更多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顶层设计看似离我们很远很高，但其实需要我们每个国家成员为之努力实施。但是这样的设计总会惹人嫌，因为毕竟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很简单，家庭、工作、生活即可。但作为领导层可能需要想如何在大的制度上有所变革，起的是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改革是巨大红利，大多数人也有这样的共识：改革是权利内部的利益博弈，更是各个利益集团对财富和资源的重组与削弱。既是守门员又是裁判的事情生活中总在上演，更不要说泱泱大国的各层官员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了。
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显而易见可以得出，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生活、工作、交流方式，只要在中国的文化下，要想让我们拥有像西方新教伦理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那种既认可人的人性、发扬人的自由，又要做到自律，契约精神，拥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要对国家力量的限制，对权力做出限制，应该发动更多的社会公民，带着勇气、智慧和行动去发动社会的力量，壮大社会的力量。
壮大了的社会力量可以制衡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推动第二次分配的发展，规范第一次分配。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社会力量来增强我们的第三次分配。无疑的路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政府体制改革，完善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大力发展各种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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