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还想问那摊主一句：“不怕那些垃圾袋的钱被官员贪污了吗?”但是没问。我想起那天在台北市议会，我问“有没有市民跑来告官。”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大办公室，说：“这就是告官的地方，议员接到投诉就可以发动质询。”想不到台湾也有上访办，联想到于建嵘先生的经历……
我就问：“要是议员包庇官员怎么办?”他说：“怎么会?议员巴不得有斗官的机会呢。”我又问：“要是官员贿赂他，怎么办?”他说：“多少红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下次选民就不选他当那个选区的议员了，他就亏了。”我继续追问：“要是红包大到让他无法抵挡诱惑呢。”他耐心地解释：“就算这名议员私结官员，民众还可以找其他议员，那些议员正愁没有出名的好机会呢。”我近乎耍赖地问：“要是这个官足够大，把其他议员都买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多大的官，陈水扁的官够大了吧……”
这样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逛马路，我心血来潮地问陪同：“如果老人摔倒路边，你们敢不敢扶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回答“当然会快快扶起。”我追问：“如果老人说是你撞倒的怎么办?”她眼神震惊，问：“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阴险了，但坚持问：“要是老人没钱治病……”她斩钉截铁回答：“不会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计划，为什么要诬赖别人。”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我们说的医保)，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为“台湾奇迹”。它获得的盛誉就不用说了，总之它是以个人所得横向转移，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从而真正实现了社会共济，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可是它也常被诟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没病也要一个星期跑几次医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国工作，却坐飞机回台湾看牙齿……由于政府补贴太多，台湾民众就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养懒人。
睹此现状，大陆官员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有种种弊端”。原来，这些年官员们一直在帮我们享受免费医疗的种种弊端。
体制内还是有好心的官员。我知道一个叫朱幼棣的人，曾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多年来一直坚持调查中国的医改问题，仗义执言。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大国医改》，讲过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求医的病人。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因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朱幼棣问有用吗。老工人说：“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相信石头能治病……朱幼棣说，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次在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是否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让底层患者得到一些必要救济。社保部的专家当场就表示反对，他警觉地表示：“这样搞，边境上的农民就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倒卖到国外去”。
朱幼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这位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故事的悲伤，其实还不是民众看不起病，而是有些官员和专家，习惯性把看不起病的民众当贼看了。
不好意思跑题了。回到台湾健保，台湾民众时时防贼一样防着马英九，他们说这个总统力挺健保，其实是为捞政治利益、攒民意。马英九只得解释：过去五年世界动荡、金融危机，但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之所以一直发挥效果，这与完备、低廉的健保有绝大关系。他重申，健保对“病”和“穷”的民众，是很重要的保障。在台湾，民众才是真正的主人。
说实话，台湾也问题多多，两党之争影响效率，失业率上涨，在大陆这个巨大经济体面前，它那么寒酸，一个项目的上马得吵好多年。台湾转型并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个人长着一张从容不迫的脸，每双眼睛里都透有主人的尊严。他们配合“垃圾不落地”，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怕官，自己才是这座岛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讹路人是因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门口会有一个捐发票的爱心箱，人们买完东西就自觉把发票投进去，最大限度保证发票中奖的彩金能锁定病穷群体……他们投票的动作一向这么熟练，表明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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