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抨击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时候,当我们斥责富豪为富不仁的时候,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就没有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共识君按:本文为共识网作者独家赐稿,转载须取得授权。原文标题为《贪官很贪,民也不软》。周末侃论,敬请赏析。
如今人们一说起贪官无不咬牙切齿。
在街头巷尾的神聊中,贪官是人们发泄的靶子,而自己则被划在了受害者之列,似乎一生的所有不如意都与贪官结为因果;
在网络上无数的帖子里,人们也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无权无势者的身份,或者以失权失势者的身份,怒斥贪官是祸国殃民。
民难道就干净?
其实,在被揪出来的贪官中,多数过去同样都是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家里很穷”,既是贪官们忏悔时的套话,也是事实。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毕竟占多数,而且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城在乡,都属于贫困人口。
在贪官中,有很多人实在说不上是个官,可以称之为吏,因为级别很低,有的就是科级、股级,例如刚刚被遣返回国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
还有不少是会计、出纳、信贷员,只是因为有个职务有点权,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滥用职权、合同诈骗、徇私舞弊等等就与他们挂上了钩。
贪官的贪欲很强,贪赃、受贿,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总是希望享受特权,但是,不是官、不是吏、不是公务员,难道就没有贪欲?就奉公守法?就不觊觎特权?
走后门是个有年头的老问题,当官的走,有点职务的走,民也照样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最吃香,不仅因为可以不上山下乡,而且还可以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为亲友走后门。
“八大员”是民,想通过他们走后门的大多也是民。走后门就是为了“特权”,只是有大有小罢了。
这么多年过来,无论什么人,一遇事首先想到的仍旧是如何走后门,依然是怎样找关系、托人情。看病、求职、评职称、要项目、打官司、处理交通事故,哪一样不想通过关系获得比别人多的“特权”,高别人一等?
在受托的人中,很多就是普通医生、普通司法人员、机关基层公务员,在单位里他们都被称作“群众”,而托的人很多也是民。无论托民还是托官,利益输送都是少不了的。
做官的会中饱私囊,而为民的也可能肆意侵占公共利益。
在我居住过的几个社区里,只要是住在一层的,很多人都想在门口占用一块公共绿地,变为自家的花园。
我现在住的这个社区,为了占据公共绿地,一些一层住户还和物业公司又打又闹,有一家女业主被拒绝后就在物业公司经理面前撒泼,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最后还是物业公司认输,一片片公共绿地因此转成了私家花园。
利用公共水龙头洗刷自家的汽车,是我们每天都能撞见的事情;在很多公共楼道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成堆的私人自行车摆放在那里,而公共楼道既是公共的走道、逃生的通道,也属于公摊面积;在办公室里,为私事打长途、传真、寄信,揩公家的油,是多少年下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送红包是民的问题
送红包是个公开的秘密,但送红包大多在民之间,贪官要贪的可不是几个红包就可以满足的。
送红包或许属于迫不得已,但收红包就是贪婪了,是丧失了底线、丧失了从业者的良知。学校老师接受红包,还收购物卡;医院医生更收红包,也收厚礼,一箱一箱水果算是小意思。
2009年10月,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切除胆管,因为忘记塞给30来岁的麻醉师一个红包,竟然在手术台上等了将近一小时,那人死活不来。我的3位朋友的孩子闹离婚,几乎都找了法官朋友走后门,有的送钱,有的请旅游,也有的送大礼。
老师升为校长、厅长后再收礼,就成了受贿;医生升了院长、书记后再收红包,就是纳贿;普通司法人员当了庭长、院长后,收了钱收了礼,就叫贪官,但是,没升之前呢?属于人情?属于红包?还是也属于贪?
在我看到的一些学校、医院、管理部门里,做官的同时都有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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