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曝光的三个事件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信任危机”的三个最新样本。
第一例，一位重庆男子中了彩票大奖，税后奖金460万元。按理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全家从此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他却马上和妻子离婚，想独吞奖金。如此男人，真算是奇葩一朵，实在不值得信任。
第二例，治疗婴儿痉挛症常用的“注射用促皮质素”，本是一种售价仅为7.8元的普通药，但就因为在医院和药房难见踪影，现在很多地方竟被黑市炒作到4000元一盒，“升值”500倍，而且还不一定买得着，令人瞠目结舌，让患者伤身又伤心。
第三例，中国红十字善款沦为某些人的私人财产，这是更不能容忍的。近日，四川省红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文家碧受贿、贪污案宣判，法院审理认为：其受贿犯罪有索贿情节，贪污犯罪侵吞、骗取的对象为社会捐助款，其行为对红十字会声誉造成恶劣影响。
媒体报道，该案暴露出地方红会资金使用的随意性以及监管措施的严重缺失。其根据是，文家碧违规违法使用大量善款是在郭美美事件出来之后，当时红会一下子陷入信任危机，到现在缓不过来。可就在这个舆论风口，四川省红会出现2011年至2013年间涉及2.4亿余元的善款被违规违法使用和处理的事情，这不是“顶风作案”吗?
由此可见，虽然告别郭美美，红会并不等于告别信任危机。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说，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
这告诉我们，当代信任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国家与社会的信任、市场利益各方之间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如此一来，以上三个最新样本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重庆男子的做法，十分滑稽，夫妻之间居然如此藏心眼，这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在法律上，也肯定要有个说法。如今，法院一审已经判决，彩票奖金应该属于婚前共同财产，前妻应该分得115万元。挽救信任危机，法律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但当事双方要重建信任恐怕已是很难了。
再看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药品卖多少钱本来是市场行为，但是7.8元救命药卖4000元，这种情况已不是市场行为，也不是光靠市场本省就能调节了的了，需要政府介入才能破局。
有分析认为，原因说起来并不神秘，无非是因为一个“利”字。这种廉价救命药利润率低，所以厂商不愿意生产，分销商也不愿意备货，很多医院更是受以药养医体制弊端影响，要么选择价格较贵的替代药，要么索性不进货，这才造成了廉价救命药难求的尴尬局面。
可是，这几乎快到“谋财害命”的程度了。廉价经典药品要么渐行渐远，要么身价百倍，高不可攀都不正常。这个板子，该打到谁的身上呢?怪药企，怪医院，怪医生，还是职能部门?这种信任危机将提高整个市场利益主体的交易成本，甚至危害到一些人的生命健康。
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中国红十字会这个例子有一定特殊性。虽说红会是个社会救助团体，但它拥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遍布全国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接受全额或部分财政拨款，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享受公务员待遇。
古人说清者自清，像红会这么大的慈善机构，更要洁身自爱。所以，近些年来，和红会有关的丑闻都会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因为和公众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无形中也伤害了政府形象。
学界的共识是，红十字会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去行政化，但一个现实难题是，在现行制度下，红十字会与各级政府之间捆绑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未来如何去行政化就和去除郭美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样需要一定时间。如此来看，红会要想根除“信任危机”，非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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