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飞 (文化学者，中医专业出身，供职财经媒体)

　　【一】 秀才学医，笼里提鸡

　　清代官修医书《医宗金鉴》对中医学有一个叙述：“医学肇自《灵》、《素》，方药著于汉唐。” 《灵》、《素》即《灵枢》和《素问》，是中医理论的最重要经典《黄帝内经》的两部分。“方药著于汉唐”是指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从理论到临床应用系统的完备。后世的中医学无不以《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作为指导，以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脏腑辨证、经络辨证、临床理法方药等为支撑而发展起来的。这也预示着中医学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摈弃了上古时期的“三折肱为良医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等经验医学，并与原始巫术切割，因为在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 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曾提到：“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由此，中医学便进入了一个学术发展的轨道，有别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原始和民族医学，这也是中医药至今未能完全被现代医学所取代的主要原因。所以，不是在中医学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之下的气功、民间奇技绝活和疗病方法均不能划入中医药范畴。

　　过去民间有：“秀才学医，笼里提鸡”的说法，即文化水平高者学医容易。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文人学者对中医学都有贡献，唐代刘禹锡有《医病方》宋代苏轼、沈括有《苏沈良方》。而传世的中医典籍，从《内经》、《伤寒论》到各家学说，无不论理精妙、逻辑清晰、文字优美。所以学中医并非易事，所谓“学医废人”，需要对经典和历代医家著作长年阅读学习并用之于临床，才能有所领悟理解。而简单的去中医典籍里去寻觅一方一药，只能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而尽失其义。

　　与现代医学的实证医学相比，中医学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临床实践的结合，更趋向整体和宏观思维，因而与注重微观的现代医学本身就是两种思维逻辑形式，有着两种不同的语境，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毫无相同之处。

　　中医学重视个体差异，强调辨证论治，在临床上根据每味药的性质和归经组成方剂以针对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和体质并兼顾到地域环境和时令，这与西药的广泛应用方式迥然不同。同时，主张药物配伍应用以相互佐制毒性，单味药只用于应急和单一症状。

　　从青蒿素治疟本身来看，说与中医有关多少也很牵强。对于青蒿素治疗的疟疾，中西医的认识就不相同，疟疾这一病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并且有专篇详尽记述该病，后世对此病的诊疗又有很大发展，并分出各种类型和针对的不同方药。而现代医学是传入中国以后，借用了这一病名，但中医的疟疾是否等同于现代医学的因蚊虫叮咬而感染疟原虫导致的疟疾恐怕还有待深入研究。

　　青蒿这味药在中医临床中主要用于治疗虚热盗汗、骨蒸劳热，在诸多中医治疟的古方中应用并不普遍，在中医汗牛充栋的本草著作中对于青蒿治虐的记载也并不多。

　　据有关媒体报道，青蒿素治疟的发现主要得益于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这部古籍对青蒿治疟的明确记载即是这一成果的关键因素。而《肘后备急方》这部东晋葛洪的著作的意图是用于急救，记载的方药都是中病即止，不能久服或广为应用。

　　【二】新中国之后的医疗卫生标准

　　中西医本来都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各具优势和特色，应该允许有各自的探索。然而，几十年来的医疗卫生标准完全是依照现代医学制定的，并未考虑中医的诉求和特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央卫生部，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最高管理机构，完全以现代医学为模式制订各种政策，只是在医政处设下设立了中医科;1953年，中医科改为中医处;1954年，由于批判了所谓歧视中医的错误，卫生部才正式设立中医司，管理全国中医工作;直到1986年才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但仍归卫生部管辖。

　　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所谓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政策下，大批西医和西医学院学生在进修了一两年中医后即大量涌入中医教科研和临床领域，成为用现代医学改造中医学的开始。提取青蒿素治疟就是典型的改造中医的模式。据有关媒体报道，青蒿素治疟这一成果的取得也是艰辛，在政治任务的高压下，历时13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这种研究模式却成为一直以来中医药科研的主流。强制性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只能是改造和侵害了中医学。

　　“中医科学化”的指导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并不断取得骄人成绩，在1954年批判了歧视中医政策后成立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已被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这是否预示中医已被成功改造并纳入了现代科学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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