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志勇应学者于建嵘之邀，做客北京东书房，做了一场主题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的演讲，凤凰评论《高见》栏目在活动结束后采访了王志勇。

　　研究政治整合，必须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国的政治生态，有四个观察角度：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中国与国际的关系。

　　首先说社会。原来的中国社会，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谈农村社会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流动也是不明显的。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单位，可能一生就在那里。

　　当时社会人员的流动完全取决于行政命令。你进入单位之后，一直到死都由单位包了。熟人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任何反常的事例都会成为怀疑的对象，因为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熟人社会还有一点，人们缺乏思想的碰撞。大家都在一元化的行政领导之下，大家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稍微有点猎奇，比如梳一个大背头，穿一条喇叭裤，马上就会成为异类。在这样的熟人社会，没有自己的秘密，没有真正的社会空间，社会和政治高度重合，社会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的改革，就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在陌生人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控制所有的社会空间。

　　因此，我们就不能靠完全的政治高压实施社会控制，因为社会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如果要完全把这个空间挤压掉，就得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比如，消灭所有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显然，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所以，公共空间一定得存在。

　　第二，经济角度。人人都有求利的欲望。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不敢谈利益，谈利益别人就会说你自私，你就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在公共利益面前，大家都不敢说“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欲望被严重压抑。但是，人的自我不可能完全泯灭，因为人们都要生存。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利益。比如，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在外面有兼职，别人问起，我说挣点油盐钱——我敢这样说，不怕人家说我自私。改革开放，释放出了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

　　追求利益本身，实际上促进了社会平等。比如，一个商人或企业主想赚钱，就必须尊重每一个潜在顾客。不能因为一个顾客是美女，就便宜卖给她;一个顾客很难看，就拒绝出售商品给他——当然，商人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不符合他对利益的追求。所以，追求利益，就必须面对所有的顾客，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男女老少。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建立了平等的观念。

　　另外，他必须考虑怎样让顾客满意，自己又能赚到钱。人们在自己赚钱的过程中，心中想到了别人，实际上尽到了为社会服务的义务。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创业者必须先满足社会需求，研究别人的爱好，容忍别人对不同事物的不同看法，只有这样，才能赚到钱。

　　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指出，人的思维逻辑首先来源于经济，经济生活给你带来了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带入了现实生活。这种思维逻辑必然要从经济带入到政治。所以，美国学者威尔逊在《权威机构》里面说，我们都是经过启蒙时代的，我们都知道，现实社会的财产不是君主的财产，人们更加理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秩序》中说，一旦人们被带出了洞穴，你就不能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我们已经走出了计划经济，思维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

　　第三，政治生态。按照韦伯的划分，政治合法性有三种，传统型的政治统治、魅力型的政治统治和法理型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就属于魅力型的政治统治(奇理斯玛)。改革开放后，个人崇拜被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不允许农村人进入城市，出门要有介绍信，粮票、布票等等。没有这些东西，有钱也在城市待不下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任何公共空间之外的私人空间，几乎被压缩到最小。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行政控制已经松动，现在再想回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可能。现在的政治整合，要靠行政强制来管制人，已经失去了客观的社会条件。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治理，是通过一系列细小的规章制度，一系列细小的社会结构体现出来的，现在不可能回到那时的社会。

　　第四，中国和国际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贸易是统一的，专卖，所以国际对我们没有影响。现在，外资进了中国，中资进入了国外，我们现在和外国的联系，是多渠道、全方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的渠道，对国内的政治产生影响。比如，像奔驰这样的公司可以拜访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就是说，外面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不完全看政府是否有主观反应，而是直接通过游说等多种手段影响我国政府决策。

　　研究中国的政治整合，必须理解前面的四个前提。中国特色的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宪法，从共同纲领到82宪法，宪法中每一个关键的转折和转变，在此之前都在相应的党章中间有所体现。比如说，54宪法的许多精神，此前在党的一系列会议中有所体现。75宪法颁布的时候正处文革，左倾教条主义盛行，这部分内容在75宪法中也有体现。也就是说，它都是在党代会的精神下修改的，党代会在国家治理上比宪法更及时、超前。比如，做出改革开放决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在82宪法中体现出来。

　　所以，中国的政治整合必须以党为主体，以党的方针路线作为指导。改革开放具体的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基本路线。但是，在具体的统治方式上，还是依靠全国一体、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问题了：现有的政治整合模式，跟前面讲的已经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国际生态是否能够形成有机的整体，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市场经济让人们形成的日常理性，和管理机构的行政理性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比如强拆，就是行政理性与人们的日常理性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人治的管理模式，回归到法治的管理模式。因为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求利的欲望，要求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走向法治——权力必须有边界。

　　中国当下的政治整合，要尽量明确公权力的边界，走向法治社会。在国家的在决策理念上，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落到实处;明确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决策边界，适当减少决策层次;强化决策体系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上，要强化对形式正义的尊重;在制定政策时应该体现和贯彻正义的差别原则，缩小贫富差距。

　　协商民主要建立在代议制之上

　　凤凰评论《高见》：政治整合需要一定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具备怎样的特征?

　　王志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资源应该按照市场经济来配置，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力量。

　　凤凰评论《高见》：在当下中国，政府有着很强的财税汲取能力，官僚机构的架构规模也不小，如果要实行有效的政治整合，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王志勇：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以德国为代表，国家发挥了很大作用。按照王沪宁的观点，像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国家需要比较大的力量。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中国确实需要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

　　凤凰评论《高见》：最近几年，一直有人在提倡协商民主，对此怎么看?

　　王志勇：我对此研究不多。但是，协商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建立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代议制民主，民众和政府协商的时候，只是从上往下贯彻比较容易，从基层和普通民众往上贯彻比较难。

　　凤凰评论《高见》：在基层，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比如群众路线，这算协商民主吗?

　　王志勇：党从群众中听取一些意见，但是，群众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取决于地方领导个人的认同程度。另外，对于群众的有些意见，他没有决定权。这样一种形式，没有达到我们对协商民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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