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不能把农民工逼成游民
发布日期:2016-05-06 07:51:26 来源:凤凰网 作者: 编辑:胡擎银

  日前,2016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完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落地,制定实施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显然,让非户籍人口融入城市,避免他们成为游民,是当下中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学界,有学者认为,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吴思的“潜规则”、余英时的“士文化”,可以并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

  王学泰的专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以来,已经经过了多次修订和增补。迄今为止,这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王学泰。

  访谈嘉宾:王学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游民”将一切都工具化了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游民意识是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性,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中国人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那么,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王学泰: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他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北京过去拉洋车的有一句话,吃到嘴里的窝窝头才是真的。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人类追求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两个:一个是短浅的,一个是长远的。短浅的就是眼前利益。游民就追求短浅的。因为他想不到那么长远,今天晚上的饭还存在问题,你跟他讲五年后怎么样不现实。追求短浅的目标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将一切都用工具化,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短浅目标就去做。

  凤凰评论《高见》:就像柏杨提到的“酱缸文化”提到的那样?

  王学泰:对,因为长期生活在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里,人们很容易受到污染。每个知识人都应该警惕,别被游民意识所污染,不能把一切都工具化,美好的目标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

  同样,也不能无视民众现实生存状态,把美好的目标推得特别遥远。正像海涅的诗说的,“你把未来的幸福许给了我们的子孙,那你给了我们什么。”秦始皇开始中国进入皇权专制社会,两千多年来,统治者折腾来折腾去,皇权专治完全忽视了个体存在的价值,个人追求被压制了。治乱循环,压迫至极导致的乱,也是缺少目的的乱,除了杀人放火、摧毁社会积累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外,很少有其它追求。直至近世欧风东渐以后,造反才逐渐有了目的性。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到了韦小宝,他显然有着深厚的游民意识,与贵族气格格不入。

  王学泰:对,我总结了四条游民性格: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第二,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第三,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第四,游民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而当时又没有其它文明的存在,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

  《左传》中记载的历史,已经是礼崩乐坏、贵族社会解体了,《孙子兵法》就是一个标志。贵族社会打仗,本来讲规则的,而《兵法》作者以取胜作为唯一目标,认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战争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不能作为社会的普遍规则,阴谋就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手段。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吃藏族人的奶要留点钱,为什么要赞美?吃东西给钱,在正常社会理所当然。但红军长征是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战争中还遵守正常社会的规则,所以要赞美。解放之后,阶级斗争就把战争的手段推到全民去了。毛泽东曾讲阶级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大家伙互相猜疑,人和人之间要互相斗,斗争的胜利者不是更善良。最后,人与人之间都缺乏诚信。全民互斗的结果,必然导致游民意识泛滥。

  凤凰评论《高见》:去年年底提出一个政策,争取要把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居民。但是步骤特别缓慢,比如说农民工在北京,孩子不能方便地上学,不能在北京平等地参加高考,享受不到北京市民的福利待遇。一些学者很担忧,老一代的农民工年纪已经大了,有的可能就回老家了。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长大,农活干不了,城市又不接纳,这会造成潜在的问题。按照你的游民研究,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游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学泰:农民工年轻时抱着希望到城市来,等到老迈还乡,他们二三十年所创造的财富,自己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什么,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但他们得到的,和他们应该得到的相差太远。所以国家要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不能以加强城市管理的名义排斥农民工。

  游民意识让群众运动变得可怕

  凤凰评论《高见》:前几十年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比如三反五反,文革等,都可以归结为游民文化的产物?

  王学泰:社会运动,特别是暴力推动的运动,有时是反文明的。不仅游民反文明,底层社会都有这种反文明的倾向。当然底层社会也可能因为没文化而向往有文化,但是文化跟钱不一样,打土豪分田地,把财产弄过来,这个很好做到。毛主席那会说,我们都共产了,他们头脑和知识不能共产,所以就改造。有些人真相信改造。

  社会底层的民众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同情心被磨钝了。革命了那么多年,但他们从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把革命理解为经济、社会变革乃至文化的蜕变,而是与具体的人挂钩,把变革社会的激情化为对个人的仇恨。对所谓“革命的阻力”“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这与缺少同情的游民十分契合。上海资本家跳楼自杀,有人说,“今天又多了几个空降部队”。那时自杀,叫“自绝于人民”,不仅没有同情怜悯,而且“要像冬天一样严酷”,如果有人稍显同情的,就会被认为丧失了阶级立场。

  凤凰评论《高见》:这本身也很可怕。

  王学泰:张闻天1953年到山西调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对他说“不论搞什么运动都要死人。”“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就有一个老太太上吊了。我们要消灭文盲,她以为消灭就是弄死。她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把自己消灭算了’,结果还真上吊死了”。群众运动之所以可怕,就在这儿,也就是它的盲目性,容易流于极端。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最早重视人的是周民族及其思想意识的继承者儒家学派,这就是周情孔思的核心。然而周孔重视的“人”是人类,即作为群体的人,在儒家思想里个人只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其维护的是这套体制。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这套宗法意识直至现在也没有消除干净。

  凤凰评论《高见》:其实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王学泰:前二三十年,人们批判“造神”,可是忽视了“造奴”,其实“造神”与“造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历来“神”特别是人间神,都是依靠奴而存在。现在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这不等于没有奴隶,宗法网络中的个体都是广义的奴隶,因为它有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和宗法,让人个性萎缩,乃至对这个网络依赖了两千年。直到“五四运动”,一些进步人士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宗法的奴隶,所以鲁迅提出要立人,也就是要建立对个体价值的认知和尊重。后来,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揭示宗法家庭的非人性、腐败及其吃人的本质,青年一代在“五四”思潮影响下开始觉醒,追求个性解放。

  宗法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约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宗法社会中儒家文明几乎是唯一的文明,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并没有建立新的文明,游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还是模仿宗法式的,但他们几乎等于告别了文明,宗法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也停留在人的生存本能上。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该怎么采取什么态度?

  王学泰:现代社会应该对儒家抱批判态度,但也不能像文革那样搞“批儒评法”,对儒家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儒家思想能够有持久的影响力,必然有它的魅力以及超越宗法制度的一面。

  例如中庸思想。传统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不仅限制了其眼界,也决定了其胸怀,从而很难做到中庸。孔子甚至说“天下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不可能也”。但不能因为“不可能”,中庸就失去了意义。宗法社会中中庸还是作为精神价值为民众所尊重和追求,可是脱离宗法的游民,往往反中庸。游民长期处在贫困中,这种生活使得他认定,一个好东西,可以通过简单方法去得到,极端主义就是便捷的道路。因此,孔子说的中庸,有恒产、教养和一定的胸襟的人才能接受。中庸之道听着庸俗,然而它是天下之“达道”也。如果说世界普世价值,各种文明对它都有贡献,华夏民族就为世界提供了中庸。

  过早结束科举加剧了百年动乱

  凤凰评论《高见》:你曾经批评儒家,它论及君子和小人的时候,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用了双重标准。

  王学泰:对统治者它就用软标准,要修养,要正心诚意,要致知,等等。但是,对于被统治者,对于农民、工人、商人,要是不种地、不做工、不纳税的话,就不是用“修其身”“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来解决问题了。用韩愈的《原道篇》话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非常简单,就是杀头。虽然韩愈作为儒学家是不合格的,《原道篇》的儒学观点也很粗糙,但《原道》所阐述的确是儒家的精髓。

  儒家的许多观念,如忠、孝、悌、义等都是通过情来推动才更有力量。杜甫的诗就具有这种力量。情感被艰难的生活磨钝了的人,不太容易接受儒家。游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不容易接受儒家。比如李逵,你不能说他一点善心没有,李鬼说我有八十岁老娘,他就放了李鬼一马。后来知道李鬼骗他,便赶尽杀绝。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说,游民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他希望社会剧烈的变化,产生很大的社会冲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趁机而起。

  王学泰:是的。游民群体最大的时代是在清末。后来,社会动乱不断,我有一个想法,这和中国在1905年过早结束了科举制度有关。因为中国人读书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读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科举结束以前,读书人的培养方式大多是自学(学校除了私塾外,很少有做系统教学的),小学生从识字念“三、百、千”开始,待熟读了四书、开笔作文,到进考场。只要到县里参加过考试,哪怕三次考试都给刷下来了,也算“童生”了,县学里就有他的名字了,死了写墓志铭的时候就可以写“业儒”了。如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不管多博学,死了顶多写个“布衣”,因为县学里没有他的名字。

  那时大多数人参加科举考试,目的就是捞个秀才,不敢奢望考举人,更不要说进士了。做了秀才,身份就跟一般平民不同了,免国税,到县里见了县太爷不必下跪,清代的秀才帽子有了顶子(铜顶子),就要改造门框,增加高度,所谓改换门庭了。这些现在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当时的确是一种身份标志。

  1905年结束科举之后,中国开始兴办现代教育,这是一种工厂化的培养制度,批量地出产各种人才。科举时是手工作坊式地培养读书人,一个县的秀才也就一二十个,举人能出两个就不错了。刚办新式小学、中学时,人们将小学毕业比作秀才,中学比作举人。一个县里至少有两三座小学、一所中学。这样培养出了很多读书人,但又没有一定的渠道来接纳他们。本来,他可以好好在家做个农民,或者在家乡的宗族团体中做个骨干,如果中一个秀才的话也很不错。但是,在新式教育下,他成了小学生,这些荣誉全都没有了,而且小学生的数量大幅增长,除了老实的,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容易骚动起来。

  凤凰评论《高见》:清末的知识人,在上升通道、个人出路、自我认同等方面,与皇权专制时代的知识人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王学泰:六年小学毕业,那会儿比作秀才;六年中学毕业,比作举人;再四年大学毕业,比作进士。西方人办学校,学生从学校毕业,有工厂和企业招录他们,我们当时没有啊。科举取消,现代教育过早地让很多人具有了知识人的身份,社会又无法吸纳他们。中国近百年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全都进入中国,要试验试验。当然,这跟外国思潮的流传有关。但是,也跟过早地结束科举、兴办现代教育,又没有足够的出路安排这些人有关系。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这些人游走于高层,而底下人因为生活贫困,很容易投身于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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