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之后，继续保持每年一个点的增长速度，截至2017年达到58.52%。就人口而言，中国已经彻底走出了“乡土中国”的时代。

　　城镇化水平节节攀升的另一面，是村庄数量的大幅减少。在人口迁移、拆村并点、征地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自然村数量从1990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3年的280万个，23年间至少有140万个自然村消失，减幅高达三分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28.2%，到2014年进入到10%以下的时代。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打工等非农就业获取的收入在其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早已勾画了一条乡土沉沦、城市崛起的现代化路径，欧美的现代化实践更是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现实注脚。在欧美，现代化几乎等同于城市化，随着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社会意义上的乡村走向消失。在今天的欧美，有发达的现代农业，但已不存在共同体意义上的乡居生活。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一目标。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是否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特点的认识，涉及对中国现实资源的盘点，涉及对政策的评估和选择。

　　在国务院参事室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2015年成立课题组，选择东中西部的三个村庄开展跟踪观察研究，迄今已持续四年。四年来，我们以村庄作为基地，跟随村民们的轨迹，观察思考他们的生活，也观察思考村庄的未来。

　　以下为“总结与讨论”部分。

　　费孝通在他的小城镇研究中，基于他对苏南模式的观察，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领域转移方式的设想，那就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就地城镇化的“离土不离乡”模式。随着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衰落，这一设想未能成为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实。

　　改革开放40年中，“离土”是本文描述的三个村庄共同经历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这三个村庄和土地的关系和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述的情形并无二致，农民“从土地里讨生活”，农业是农民的最主要生计。

　　“离土”是农民摆脱和土地的结合，转而与工业、服务业结合的过程，这一通常被称作“工业化”的过程在欧美导致了“农民的终结”，进而导致了“村庄的终结”。

　　但是在中国，“离土”的后果可能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在三村同样看到了可以称得上“农民的终结”的后果：珠岙村已经没有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整个村子实现了彻底的非农化;店集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户完全依靠农业为生;河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也已经不再从事农业。

　　另一方面，村庄并未终结，在珠岙村，村庄生活在非农化的基础上更加活跃繁荣。在店集村，那些不再是农民的店集人背井离乡在城市工作，却仍然在村庄安家，他们将在城市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村庄的建设中。

　　在河东村，大量青壮年首选在城市安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远离村庄，但是岁时节庆等重大的仪式性生活，人情往来等最有意义的社会交往，他们仍然选择在村庄进行，村庄仍然是他们走出来仍不忘并保持重要联系的根。

　　传统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庄，农民在村庄劳作生活，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形成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和村落文明。

　　对于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村庄是他们生计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寄寓人生意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空间。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造成村庄的“空心化”，也造就了史无前例的“非农化”的农民生活。

　　但是，我们在三村看到乡土性并未随着农业文明的衰退而消亡，而是展现出一种韧性。这种乡土性的韧性体现为人们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对人情和关系的推崇。在仍然生活在村庄的农民那里，在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那里，甚至在已经转为市民的很多城市人那里，都可以发现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性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

　　在当今中国正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充分认识乡土和乡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是建立在自身传统之上的现代化。乡土中国的转型，也一定是建立在乡土性基础之上的转型。

　　在城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心的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征程最终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发展，但能否安全顺利地完成这一征程，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充分尊重乡土和乡土性的价值，是否能够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乡土和乡土性所扮演的角色。

　　如同一辆驶入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引导和推动的是引擎，决定了汽车开多块跑多远，影响安全行驶的则是底盘。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引擎，乡土和乡土性则是构建中国现代化“社会底盘”的核心要素。在快速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建设好一个扎实稳定的“社会底盘”，甚至是比维持一个推动发展的引擎更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关心村庄的未来，不只是关心农民的出路问题，也不只是关心中国社会转型是否平稳顺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村庄是否能够进入现代的问题。

　　社会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就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这种迥异于村庄的社会形态全面取代村庄。“共同体—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这些早期社会学家提出的著名的二分概念，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凸显了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

　　且不管这些社会学家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有什么立场上的差别，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基于西方村落终结的事实，认定村庄这种社会形态没有可能走入现代。

　　历经40年的高速工业化和急剧的乡城流动，中国的村庄仍然能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而不是走向终结，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制度原因，社会学应该严肃地直面这些丰富鲜活的经验，而不是以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西方社会学命题作为前提预设。

　　作者简介：卢晖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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