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或许是从文化上彻底脱离乡土的一代，却又是社会层面上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群体的一代。真正完成农民到市民的社会身份转型，实现稳定的阶层跃升，或许要到下一代了。

　　一、城郊青年

　　小别今年30岁，做观木村的后备干部已经三年了。这个城郊村的村干部队伍里，像小别这样80后90后的年轻人，占了一半以上。

　　这是小别大学毕业后的第四份工作。他在武汉上了一所职业学院，到底是哪所大学，他没有明说。21岁大学毕业后，他到区国土局工作，属于聘用人员。这份工作很轻松，他说区直单位是“养老性质”的，每年年底搞搞检查，忙上两个月，其余时间都没什么事，“对年轻人没什么挑战性”。但工资太低，到手不足2000元。为了做点挑战性的事业，他工作两年后辞职回家，办起了农家乐，搞了一年。2014年，朋友开劳务公司，喊他一起合伙，2015年，小别独立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劳务公司，一直干到现在。说是公司，刚成立时就他一个人，到现在也不过七八个人。之所以到村里来工作，他说“当时村里征迁工作招人，作为老百姓，以为就是喝茶聊天。”他毕竟有开劳务公司做征迁工作的经验，又年轻，很顺利被录用了。只是，他“没想到村里工作这么忙”“每个周六周日，至少有一天要加班”“晚上做工作调解矛盾，有时候搞到七八点，甚至12点都有。”顺便介绍一下，所谓劳务公司，其实就是拆迁公司，是伴随江南区城市开发涌现出来的。政府把若干农户的拆迁工作外包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的员工负责做工作，让农户签协议。目前的费用是，每户1万元，劳务公司跟员工35:65分成。小别的劳务公司，现在每年可以有10万块钱的收入。

　　小别是我们在观木村调研时，访谈到的第一位40岁以下的年轻人，或者说80后的年轻人。按说，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年轻人应该很少在村的。观木村却完全不是这样，按照小别的估计，村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60%-80%在本地就业。他说，原因很简单，离城市近。

　　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观木村是个城郊村。不过，“城郊”的含金量只是在最近七八年才显现出来。在其所属的江南区真正开启城市开发之前，观木村与宜昌主城区虽然仅一江之隔，却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村。现在，观木村坐享城郊之变，继续享受着未开发的山水田园风景，还能在十分钟之内，驾车直达宜昌中心城区，便捷地享受宜昌市最先进的公共服务和城市休闲生活。宜昌市民很羡慕江南区农民的生活，他们争相购买江南区新开发的商品房，为的就是这种兼得城乡两利的郊区生活。在村里居住生活，环境美，空气好，房子又大又宽敞，还有自种的新鲜农产品，又能跟父母在一起，基本上伙食成本不用负担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也好，网络也发达，生活也很便利。确实不失为一个好的生活选择。

　　更重要的是，距离城市近，上班方便。观木村的年轻人普遍都有车，车一般都是十来万的价位，上班通勤用的。宜昌尽管在全国来看只是个三四线城市，但在湖北省内，是省域副中心，城市体量还是有一定的容纳能力的。观木村农民说，宜昌在十年前经济并不好，在本地打工的还是少数，多数去武汉以及沿海。近些年宜昌发展起来了，本地就业的就开始多了。

　　本地就业，吸引了一大批像小别这样的城郊农村青年返乡。

　　二、“职业折腾”

　　8组组长老林的儿子小林，可以作为城郊农村青年返乡的典型代表。

　　小林今年33岁，武汉某学院大专毕业后，就开始了他长达数年之久的“职业折腾”。他第一份工作是去“北上广深”逐梦，选择的是北京，做教育培训，工作两年。北京的逐梦之旅被现实击碎了，老林说“北京不好结婚，没房子，3个人租房子每月都要2200，消费高，可是他收入只有3000多，扣掉房租只能剩下700多，所以自己也想要回宜昌。”小林的第二份工作是自己创业，做日化用品批发，但只搞了几个月。同学约他去仙桃，第三份工作就是合伙在电脑城搞销售，但时间也不长。第四份工作又是创业，跟另一个朋友卖服装，老林给了他8万块钱，自批发市场租了门面，每月房租就要4000，结果，干了两年，亏了。

　　小林的前四份工作，都属于创业型的，依靠的是他个人在外的社会关系，主要就是同学关系，行业除第一份工作外，基本都是销售。老林显然是个非常民主的父亲，基本没有干涉，任由儿子追逐梦想，放飞自我。那8万块钱还说明，老林是很支持儿子的逐梦之旅的。只是，现实有点残酷。

　　服装店成为小林最后一次创业。失败后，老林开始直接介入小林的职业选择。他先把小林带到自己工作的船厂工作，干了年把后，小林结婚。婚后，老林在重庆当老板的外甥——老林二姐的儿子——给了小林第六份工作，让小林一起去重庆发展。从此，小林在重庆稳定下来，目前月收入有一万多块钱，2018年还在重庆买了房子。

　　小林的故事很有代表性。第一，年龄上正属于8090后，是典型的新一代农村青年。第二，学历上，大专学历几乎是观木村乃至江南区农村青年一代大学学历的标配。江南区农村青年上一本高校的极少，大学本科的也不多，即使有也多是所谓的“二本青年”，绝大多数上了大学的，都是大专学历，其余的则是高中中专学历。第三，职业经历较多，或者说就是折腾比较多。小林这种换过6份工作的自然属于多的，一般情况换两三份工作很普遍。第四，返乡。很多人是现在一二线城市打拼，经过几年后返回宜昌。第五，创业多。江南区农村青年喜欢创业，这是调研开始时，让我们颇为好奇的现象。几乎有人都说，现在年轻人喜欢创业，他们返回宜昌后，首选的也是创业。第六，社会资本本地化。几乎所有返乡的青年，都要重新回归本地社会关系网，包括重新激活自己本地化的学缘关系，其实也就是小学中学同学，还有一部分，像小林这样，要重新依靠父辈的社会资本获得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返乡”。

　　城郊青年的返乡，重新回归本地城市就业市场，重新回归本地社会关系网，或许，是一个普遍现象。

　　三、阶层突围

　　一般认为，教育是实现阶层跃迁的主要途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考上大学，提升人力资本条件，在大城市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定居下来，成为城市中产，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阶层跃升路线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青年考学、进城、就业，都是在进行阶层的突围，突破底层围困，进入优势阶层。

　　江南区的城郊青年们，也在进行着这样的阶层突围，只不过，道路走得有些踉跄。

　　江南区城郊青年的阶层突围有这样几个共性的特点：一是教育对自身人力资源禀赋的提升作用较弱。观木村有一个光荣榜，上面挂着全村考上名牌大学的年轻人的照片。不过，对这个有着4000多人的大村来说，这份光荣榜略显寒酸。考上211及以上大学的只有几个人，另外几个则是上普通二本高校的学生。这里并没有歧视的意思，只是想表明，如果我们以学校层次作为人力资源禀赋提升的衡量指标，很显然，观木村的青年人提升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统计了一下全村10个组长的下一代受教育情况，发现80%上了大学，但最好的也只是宜昌本地的三峡大学，其余多是大专。村民组长尽管不一定是村庄最上层的精英，但至少都是村民中的优势阶层了。他们下一代的受教育情况尚且如此。小别说，本村跟他同龄的一代人中，90%上了高中，但只有30%上了大学。二是许多人经历了大城市的闯荡失败。像小林那样的，年轻人总有到外面世界闯荡的梦想，其实就是实现阶层跃升的尝试，在大城市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更优质的生活，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等等。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失败了，返回了宜昌。至少有两个因素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他们本身的人力资源禀赋在大城市的人才竞争中没有优势，第二，他们在外面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持，既无先赋性的社会资本，也没有学缘关系等最重要的后致性社会资本。三是返回宜昌后，继续进行着阶层突围的试探，创业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创业做老板，成为经济精英，成为许多人进行阶层突围的捷径。这其中有太多投机的成分，赌一把的心理。不过，创业有风险，成功是少数。四是最终多数人都在相对中低端的服务业上稳定下来，在城乡两栖的生活中安放下自己的城市中产梦，开始把精力和资源投入下一代，开始新一轮接力式的阶层突围奋斗。

　　宜昌毕竟只是一个中等体量的大城市，在如今日益强调规模效益的产业集聚情况下， 本地高端产业相对较少，能够释放出的支撑大批中产阶层的经济空间是有限的。于是，这些返乡的农村青年，大多只能在中低端的服务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女性很多都在搞培训、做商场销售。月收入三千多，基本上只够自己的消费。可是，年轻人们都在追求中产的生活与消费。周末去万达休闲，自驾车去旅游，让孩子上辅导班，进最好的学校，等等。

　　城郊青年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通过城乡两栖的生活，尽可能降低生活成本，将其转嫁给父母，而将自己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支撑中产化的消费与下一代的教育上。对那些远离城市的农村青年来说，他们则不得不举全家之力，到城里买房，背负着房贷的压力，同城郊青年们——当然也包括城市青年——进行着就业的竞争，消费的竞争。这一代，或许是从文化上彻底脱离乡土的一代，却又是社会层面上难以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群体的一代。真正完成农民到市民的社会身份转型，实现稳定的阶层跃升，或许要到下一代了。

　　作者王德福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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