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农村留守妇女不弱势
发布日期:2021-02-07 16:03:20 来源: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作者:杨华 编辑:擎

  武汉大学李翠玲老师是人类学者,在孝昌县李村入户走访,跟留守妇女访谈,观察她们的闲暇生活和社会交往。她发现这些留守妇女并不符合媒体和学者笔下哀怨四起的弱势群体的形象。留守妇女有自己的家庭、交往和闲暇生活,她们是农村最有活力的群体。我们在全国各地农村调查走访时,也确实没有感受到留守妇女本身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

  既有报道将留守妇女作为问题进行想象,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留守妇女身体和情感长久得不到慰藉,对她们的身心健康不利;

  二是留守妇女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效能感比较弱;

  三是留守妇女的身体、财产、土地等容易遭受侵害;

  四是留守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无权地位,在家庭矛盾中容易受到伤害;

  五是留守妇女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容易遭受强势群体的倾轧而难以彰显。

  这些问题看似很有道理,但经不起经验的检验。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和权利维护等与留守不留守没关系,大部分农村妇女本来就不关心谁担任村干部,她们在意的是谁能够为她们修建跳舞的广场。

  这些问题的设置,皆源于西方学术所关心的话题,与中国社会的经验关系不大。在西方社会个体化的思维方式中,留守妇女被当作孤零零的个体对待,会遭受来自强势个体或组织的侵害,个体的力量也无法阻挡孤独的入侵和无法满足其对社群生活的渴望。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将妇女组织起来,建立如“妇女之家”之类的组织,以满足她们各种需求,维护她们的正当权益。在许多地方,一些非政府组织都在干这个活,但是最终“妇女之家”都会被农村妇女改造成麻将室、腰鼓队和广场舞。这种改造是基于农村妇女自身的需求和集体主义的思维。

  留守妇女不是单独的个体,她们是嵌入家庭、家族和村庄熟人社会之中的。对留守妇女的考察要有集体主义的思考方式。留守妇女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但不是个体主义思考方式所想象的那些。

  二

  我们在贵州镇远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年轻妇女并不愿意跟随丈夫到外地打工,即便出去了也很容易找理由回到村里来。其中一个原因,是该地区二三十岁的妇女文化程度都不高,外出打工怕迷路走丢。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妇女想家里的小孩,小孩在电话里哭了,在外务工的母亲就会千方百计地赶回老家。所以她们每年外出的时间不长,也赚不到钱。一对30多岁的年轻夫妇,有一对十几岁的儿女,按说父母完全可以放心外出打工。但是妻子出去几个月后就回来了,说是想家里的小孩了。妻子回来了,就得在家种地、照看小孩和公婆,这些事情本来是公婆可以做的,但是年轻妇女回来之后就得由年轻妇女来做,她一个人又做不下来,那么她的丈夫也得回来。回来后两个人都没有工资收入,只能纳入精准扶贫对象。两个壮劳动力就被束缚在家庭里。

  即便年轻男子不回村,年轻妇女也能够在村里生活得较为惬意,丝毫不会变成“幽怨”的留守妇女。因为她们除了要照顾小孩和公婆外,还有一群小姐妹。小姐妹们在一起织布聊天,一起去赶集买东西。受访对象说,她们从打工地返回老家是为了照顾小孩读书,但是她们却不会管小孩读书和教小孩知识,而是任由小孩玩耍,自己则跟小姐妹们在一旁说笑。贵州的这些年轻妇女是主动留守的。对于她们来说,留守在村落里比跟着丈夫在外打工更自由。她们丝毫没有抱怨留守,丈夫虽然不在身边,但是身边有小孩、有老人,还有小姐妹们,足可驱逐她们身上的寂寞,填满她们的时间,也可以让她们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在孝昌农村,年轻妇女留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怀孕期间和小孩出生后两三年内的短期留守。小孩出生后要母亲喂养,年轻妇女的主要责任就是照看小孩,公婆也不会让她们干其他的活。受访的公婆说,他们现在都把媳妇供着,从不让她们做任何事情,什么都依着她们。所以,婆媳之间也很少闹矛盾,即便闹矛盾也多是让着媳妇。另一种情况是小孩读初中高中,年轻妇女需要在家照看小孩的饮食起居。年轻妇女在照顾小孩之余,还会种点旱地,闲暇时间跟人聊天、打麻将,晚上到广场上跳广场舞。农村兴起的广场舞不仅有五六十岁的大妈群体,还有二三十多岁的年轻媳妇。

  农村留守妇女除了打麻将、跳广场舞之外,还有更广泛的活动。包括(1)走人情,农村青壮年男子务工之后,剩下的就是“386199部队”,其中老年人不再参与人情往来,就得留守妇女代表家庭去走人情。农村吃酒席的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妇女。(2)一起干农活。我们调研的时候正值村里摘花生,农村留守妇女将花生扯回家之后,就在一起摘花生。既可以是大家合伙帮一人摘,也可以是邻里三五成群在一起摘,边摘边聊天。(3)串门。留守妇女之间的串门比较多。调查时经常看到留守妇女端着碗到人家家里去吃饭聊天。(4)散步。农村基础社会建设都逐步完善,水泥路遍布农村,傍晚行车少,许多年轻留守妇女就结伴带着小孩一起散步,既锻炼了身体,又联络了感情。

  我们调查的李村之前没有广场,想跳广场舞的妇女开始是在一家的院子里跳,后来人多了,院子小了,她们就向村书记建议在村里修一个广场。村里就在村部修建了广场,周边数里之外的妇女都到广场上跳舞,有的甚至骑着电动摩托车带着小孩过来。妇女们又发现广场小了,便继续向村里建议修大广场。村里正在琢磨这个事情。香花村的村部广场比较大,足有两亩多地,傍晚跳广场舞的人特别多。不跳舞的则在旁边休息。跳广场的大妈带着孙子过来,年轻留守妇女则带着自己的小孩过来,使得村部广场到傍晚时就很有人气。一些卖烧烤、玩具、吃货等的摊贩会推车过来叫卖。这严重增加了这些妇女的负担,因为一个小时一个小孩就要消费二三十块钱,她们就向村里建议驱逐这些摊贩,村里采纳了她们建议。这说明留守妇女有主张自身权益的能力。

  三

  留守妇女是嵌入农村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该结构由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家庭,留守妇女要担负家庭的责任,包括抚育和照看小孩,照顾老年人,以及耕种责任田等。家庭责任需要调动她们的劳动力、时间和精力。在家庭结构中,年轻妇女的地位和权力已超越了中老年人,她们成为了家庭的主导者。二是夫姓家族,在孝昌被称为亲房本门。亲房本门内的留守妇女之间有较亲密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互助,以及参与亲房本门酒席时帮忙的义务。三是村落熟人社会。村落熟人社会的主要特点,是熟人之间信息对称,相互了解相互熟知,促使相互之间既讲究面子情谊,又相互比较和竞争。留守妇女在熟人社会中可以得到帮助,也可以获得面子和荣耀感。

  总之,熟人社会结构可以满足留守妇女的以下需求:

  一、交往的需求,熟人社会的交往相对密集,包括串门、打牌、散步、跳广场舞、互助、人情等,每一个场合都有密集的交往,留守妇女不会产生孤独感。

  二、精神的慰藉,熟人社会相对亲密,与小姐妹及家族里的其他留守妇女之间可以相互倾吐,相互安慰,舒缓情绪。

  三、闲暇的需求,当前农村劳动机械替代率较高,年轻留守妇女也较少干体力活,因此她们的闲暇时间较多,农村熟人社会中许多的社会活动都能够让留守妇女有效地度过闲暇时间,现在主要的活动是打麻将和跳广场舞。

  四、价值的需求,留守妇女参与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和面子竞争,能够在其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甚至打麻将的输赢都会给她们情绪带来波动,她们梳妆打扮也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许。

  五、安全感的需求,村庄是熟人社会,农民有相互帮助相互提携的责任和义务。留守妇女置入其中,不用担心他人的欺负和驱赶;

  六、归属感的追求,农村妇女对归属感有着较执着的追求,家庭、家族和村落都是较为紧密的社会关系,留守妇女在其中只要遵守它们的规则、履行相应的义务,就能够在其中回的归属感。

  四

  对于农村留守妇女而言,摆在她们面前的不是孤独和寂寞,不是权利丧失和被侵犯,也不存在传统宗族结构对她们的歧视和打压,真正的问题是她们在交往、精神、闲暇、价值、安全、归属等需求能否更好地得到满足。

  要更好地满足她们的需求,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是公共基础设施,一个是公共文化活动。基础设施就是活动的地方场所,以及相关的设备——跳广场舞需要广场、音响、道具和领舞的人等,秧歌队的道具就更复杂一点。公共文化活动就是活动的形式。

  现在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形式还是较少,主要就是打麻将和广场舞。在广场舞兴起之前就只有打麻将一项,非常单一。

  如何创造适合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活动形式,如何将她们组织动员起来解决她们自己的 问题,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也是留守妇女问题的真正问题。

  作者杨华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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