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它是人们交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发生碰撞和摩擦，“气”才会产生。不同的对象之间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气”，不同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气”。根据陈柏峰的理解，“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出气”是达致平衡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能否出气，出气的方式、时机，乃至出气的对象，都不以当事人的个性和脾性为转移，而是由深层的村庄因素所决定。这里涉及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问题，即“气”作为一种激越的情绪和情感，无论是淤积内心还是释放出来，都需要相应的救济，否则会使当事人及其所处社会关系出现问题。

　　村庄中的“气”，一般产生于村民之间的密集交往。这种“气”的程度和救济机制视村庄的预期长短而论。随着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村庄的预期逐步缩短，村庄中的“气”及其救济机制也在变化。

　　一

　　“气”是村民在村庄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产生并积蕴于内心的一种负面情绪和激烈情感。无论是对于负“气”之人，还是村庄社会关系，都是一种极大的心理负担，需要平衡，更需要排遣。除了当事人直接把“气”往对方身上撒之外，村庄还有其他的对有“气”之人的救济渠道。

　　村庄作为伦理与功能共同体，它在各方面都具有长远预期性。人们计较的不只是一时的利害得失，还有长远的、子孙后代的荣耀和面子。与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相比，村民更在乎光宗耀祖和荫庇后世。因此，农民便将眼光放得长远，将心胸放得更开阔，把今天受到的“气”放到明天去出。人们因为有着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就不一定要争口硬气，及时出气，而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寻找时机，等待将来某个时候再把“气”撒出来。所以，在“气”未出胸口之前，人们一般不会将“气”衔在嘴边，更不会怄气，也不会影响交往。

　　村庄里的“气”，是因生活中的小事引起的，一般不会猛烈爆发，也不会得理不饶人地释放。村庄预期的长短，是“气”的救济机制的基础。预期越长，人们相互间接触越多，各种各样生气的机会和事情也就越多，但是长远预期使人们的气度增大，生的“气”很小，不会无限放大，出的气也不会是恶气。同时，长远预期的“气”不会寻找和苛求一时一地的短期释放，很少有气不过来的时候，绝少有硬气的存在。此时的“气”可以放在彼时出，今生的“气”可以来世出。总之“气”是一定得出的，只是出气的时间可以置换。

　　在预期长远的村庄，除了出气时间可以置换之外，“气”所针对的对象也可以转移，即在此事上受了“气”，可以在彼事上出气，或者在其他方面争了“气”。这与村庄的面子竞争是一个道理，在某个事情上丢了“面子”，而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争回面子，而不是将“气”、面子吊死在一棵树上。所以，村庄生活中人们一般不屑于长久地纠缠于某一件事情，不会在某一件事上怄气，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生活还要继续，交往回归正常，而不会为了逞一时之“气”将关系闹僵。退出某一件事情的争气和斗气，人们完全可以在其他事情上争气和出气。

　　“气”的对象的转移，也可以获得一种完整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用湘南的话来说，就是“有‘米’筛的没‘米筛’，有‘米筛’的没‘米’筛”：人家有米你没米，你很“气”，但是人家没有米筛而你有，于是你就“出了气”。这就是“气”物的转移，有了这个转移，人们的心态就平衡了，不会去闹出乱子。

　　另外，个体的“气”还可以通过转移为公共的“气”而得到消解，亦即经由密集的公共生活将个体私人的“气”给排遣掉：一方面表现为在公共场合“看人家的笑话”，即通过在编织或散布对方的不利言行、私密事情而达到“解气”的目的;另一方面，密集的公共生活本身就是排遣、宣泄的最佳场所，通过在公共空间发泄、吐露，也能够消消气。

　　二

　　因为村庄生活具有长远的预期，村庄的“气”也就有了时间“置换”和目标“转移”两套救济机制，也就使得“气”有了释放和排遣的渠道和条件，化解人们的不满情绪和过于激烈的情感，使村庄社会关系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达致常识性正义衡平。但是，当村庄的预期缩短之后，村庄“气”的救济机制又会如何变化?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具有长远的预期，它将已有的“关系”延续和强化下去，使村庄具有人情味，并通过人情往来凝结成一个紧密的伦理与功能共同体，满足人们社会性、伦理性和功能性的需求。而当人们对村庄的预期变得越来越短之后，更多的人不再讲人情，不再讲面子，不择手段的风气在村庄内部迅速蔓延。每个人都依据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他人交往，而不再顾及以往的人情、交情乃至亲情，什么事情都是一次结算。这样，村庄的人情味越来越淡：一方面，在村庄中无利可图的人，就不与之交往，因此村庄的交往被利益算计稀释，迅速减少，表现为串门的少了，公共生活少了;另一方面，有利可图的则利益纷争渐长，村民之间分利必争，在利害面前绝不手软，耍尽阴谋。

　　于是，人们的“气”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释放方式得以排遣和稀释。村庄预期缩短，时间不再是人们考虑的因素，因此时间的置换变得不太现实，现在的“气”必须现在发泄，当下解决，不能延后，否则会被认为丢“面子”，是软弱的表现。这样，村庄的“气”就成了即时的气，成了不能“置换”的气。

　　同时，“气”的对象也不再轻易“转移”，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上受了“气”，就必须在他们身上出气、撒气，气要一对一的对应起来，不能有偏颇，不能转移到另外的事物上去。只有这样，“气”才出得顺当，出得理直气壮，才能达到常识性正义衡平，心态才会缓和。

　　“气”的救济机制完全更换了“气”的面孔，以前出的是细小、琐碎、柔和的“气”，现在整个的变成了硬气，每个人都不舍昼夜、不惜血本地要给自己出口硬气，真正的成了“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就为这一口气可以牺牲整个村庄，如请混混进村解决“气”的问题，破坏村庄交往规则。

　　当村庄“气”的救济机制更迭之后，“气”的释放方式也随之变更。原先“出气”讲究的是“事理”，与个体所依存的力量、势力没多大的关系，如今为了达到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释放“气”的方式首要的就是“身体暴力”，就是各自力量的对比，力量大的容易出气，容易获得正义衡平感，而力量弱小者则只能哑巴吃黄连，或者用更激烈的暴力方式解决自己的“正义”问题。

　　三

　　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的变更，背后所展示的是一个遭遇巨变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正被自由市场、人口大规模流动所侵蚀，乡土逻辑被其他的交往和行为逻辑取代。村庄预期缩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村庄价值生产体系的解体，人们可以随便逃离村庄，用不着在乎村庄的评价，可以完全退出村庄的面子竞争。利益才是人们追逐的对象，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通过对村庄中“气”的解析，我们认为，在村庄社会急剧变迁，而且此过程不可逆的当前，为了缓解因“气”造成的对个体和社会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应该加强国家权力对村庄的介入，整合村庄秩序，为人们的生活创造良好和谐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则应针对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极易遭受伤害的人群，给予他们应有的救济，给他们一个能够较好出气的场合和渠道，减少他们在变迁过程中的阵痛。可以通过加强农村的文化和价值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农村的边缘化地位，增加农民在主观方面的福利。

　　作者杨华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