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另一面:耗尽“盛世”家底,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
发布日期:2022-06-27 15:27:56 来源:知沧海(ID:zhicanghai) 作者:樊树志 编辑:擎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

  随着古装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乾隆皇帝的形象也成天在我们眼前晃悠,他看起来似乎平易近人、善解人意、温文尔雅。“戏说”历史固然有趣,但“误导”的负面效应却不可忽略:一个历史上阴险狠毒、色厉内荏的独裁君主却被荧屏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以至于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居然认为以前的皇帝都很可爱。

  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耗尽,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彷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这样说,决不是夸张。

  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

  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

  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

  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

  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透过历史的真相,以古为鉴,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难道可以用铺天盖地的“戏说”来加以忽略吗?

  作者樊树志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原刊于经济观察报,原题为《劝君少谈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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