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核心城市。对标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深圳在研发强度、创新环境、体制机制等方面最有可能、也最有实力成为创新引擎，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成为深圳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创新发展目标：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作为创新引领下的经济特区，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趋势(以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为标志)，以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需求为导向，以“智能化”为转型升级的抓手，推动企业往两个方向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一，推动以往“规模化生产”向“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转型;其二，推动以往廉价的“售后服务”向高附加值的“后市场服务”转型。深圳的很多企业将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引领前沿技术、推动数字转型”三种方式融入并引领全球创新前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把“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作为重要内容，对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机制、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制度作出了具体部署。因此，在“双区驱动”背景下，深圳要想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发挥关键作用，必须在“有为政府”的引领下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科学推动顶层设计。自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1号文件把“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作为深圳未来发展的主导战略以来，深圳逐步意识到顶层设计对于创新转型的重要性，在政府工作报告、政策、规划等重要文件中，“创新”均成为关键词和重要内容。例如：针对深圳基础研究的短板，《深圳市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方案》(深府〔2018〕84号)就提出要“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强化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增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供给”。此外，《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打造国际化创新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全球一流的科研机构。随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院纷纷落户深圳，这一短板也许会得到缓解，但由于体制机制、管理模式等问题，也会慢慢出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特区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应该充分考虑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未来趋势的影响，考虑发展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的产业链集群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第二，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创新的本质是知识流动和知识交互的结果。为了积累和综合新知识，需要一个“创造的空间”，或称之为“场”，在这个场中，人们的意识、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个共同目标，通过人际互动和环境互动产生新的知识。知识的创造类似于凯文·凯利提出的“传真机效应”。第一台传真机的研发费用高达数百万美元，其零售价高达2000美元。但是这台传真机其实毫无价值，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传真机与它联系。第二台传真机使第一台传真机有了价值，第三台传真机让前两台更有价值，以此类推，直至形成通信网络，传真机的价值才得以普及。同理，单一个体、单一组织的知识不足以产生创新，只有形成协同创新网络之后，才能真正地实现持续创新。深圳要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一方面需要创造性地构建协同创新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应该以企业为主导，多主体参与的前提下，优化和升级现有创新网络。
第三，对标优化创新环境。众所周知，硅谷开创了一个以不断创新的技术、热烈的创业精神、激烈的经济竞争等为根基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无数的商业交易、衍生公司、创新公司以及他们的成败起落。硅谷的成功不在于其创新产出，而在于推动产出的“配方”，即各种创新要素是如何组合到一起的。这归功于硅谷已经形成了一种“雨林文化”，在其中能够确保天赋的多样性、跨越社会壁垒的信任、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促进快速多样合作的社会准则和个人体验。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机制，能够最大化天赋、想法和资本在创新网络中实现自由流通。《硅谷百年史(1900—2013)》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为发挥“引擎”作用的大公司(如苹果、惠普、英特尔、谷歌等)，为硅谷输送智力资本的四所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圣何塞州立大学)，风险资本、天使投资和法律服务，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气候，大批创业移民涌入，创业和容忍失败的文化等重要因素。因此，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要想在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约束并形成新的禀赋优势，必须在培育创新环境方面下功夫。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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