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中，数千名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纷纷落网，成为“疫”外收获。

　　据报道，截至2月22日，浙江省公安机关共抓获逃犯678人，其中外省逃犯74人，涉嫌故意杀人3人;同一时期，江苏省公安机关共抓获逃犯481人，其中外省逃犯77人;安徽省公安机关共抓获逃犯452人，其中涉嫌命案在逃的有2人。也有不少地方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发布了许多类似逃犯落网的信息，加起来人数也不会少。

　　有媒体还检索梳理了今年1月23日至3月4日这40天期间150件典型逃犯落网的案例，发现这些落网逃犯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其一，主动归案率非常高，其中，107人被抓捕，43人系自首;其二，命案要案占比大，涉及命案的落网逃犯最多，共有39人;其三，潜逃时间长，逃犯平均潜逃时间约为7年多，潜逃时间在20年以上的有27人，其中潜逃时间最长的达37年。

　　因疫情管控紧而侦破的案件，或者抓获的逃犯，虽然给各地司法机关带来了小惊喜，但接下来如何公正处理这些案件也面临压力和难度。

　　首先，嫌疑人若干年后的记忆和口供未必真实可靠，未必能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审理刑事案件收集、运用证据的基本原则，所以对口供之外的证据也要重视和收集，确保案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然而，由于落网案件往往已时过境迁，案发当初是否保存有完整的初始证据就是问题，现在再去收集证据客观性不强，可能性也不大。而刑事诉讼法要求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必须得遵守的。如果仅有嫌疑人口供，最终也无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只能作出无罪等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其次，是犯罪的追诉时效问题。

　　所谓追诉时效，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诉(立案、侦查、起诉等)的有效期限。简单而言，是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法定有效期，超过这个期限，司法机关不得以此为由再进行追责。《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一般是依据相应犯罪的最高刑期为标准，比如：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还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在这些落网案件中，很多犯罪嫌疑人潜逃时间都超过了20年，例如，云南省德宏州还有一起因放水灌溉引起的命案，嫌疑人刀某某潜逃境外达37年之久。

　　由于最长追诉期限是20年，所以，从时间上看，那些超过20年的案件，就都应该研究是否还在追诉时效之内。

　　当然，法律也规定，在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应该是大多数逃亡案件的情形。对于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但这种报请最高检核准的情况毕竟只能是极少数特别严重的案件，原则上，超过追诉时效的一般都应该不再追诉。

　　除了证据和时效问题，这些落网逃犯躲藏这么多年之后再被追究，其社会危害性是否已经减弱，对他们的处罚是不是可以尽量从轻呢?

　　的确，在这些案件中，除了涉嫌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罪行之外，像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的定罪标准早已修改了，犯罪数额已显著提高，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他们可考虑不再处罚，至少也要从轻考量。对于其他诸如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妨害公务等不是很严重的罪行，如果发生在多年之前，根据当年刑法的规定，只要犯罪时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而外逃的，也很可能超过了追诉时效，可不再追诉。对于那些有自首情节的，则完全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还可以免除处罚。

　　事实上，从刑罚处罚的目的来看这类案件，这么多年再也没有重新实施新罪(被抓)，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已明显改善，人身危险性已经不大，处罚的必要性也就降低了，而这也正是刑罚制裁所要达到的目的。

　　疫情之下的逃犯纷纷落网，对社会治安防控乃至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但落网之后，如何处理，除了依法依规从轻考量之外，还需要考察多年来社会情势的变迁，以及行为人自身的悔改程度。这不仅是保障当事者权利的要求，其实也关涉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也是正义的另一种表现吧。

　　(作者金泽刚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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