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数朝代，都不是亡于”农民“，而是亡于”权贵“——既得利益阶层内部的某一支势力取而代之，改朝换代。

　　历代多亡于权贵

　　今天的历史教材把隋朝灭亡简单归于“农民起义”，未免过于肤浅。

　　其实，中国多数朝代，都不是亡于“农民”，而是亡于“权贵” ——由既得利益阶层内部的某一支势力兵变，取而代之，改朝换代。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单纯的“农民起义”从来都不足以导致一个王朝的根本性覆灭。不是我瞧不起农民，我恰恰是最肯定下层打破上层垄断、取代既得利益者的，但事实却是，农民造反难堪大任，往往是一副“开头很硬，过后很衰”的样子，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秦末，陈胜、吴广这样的小民起义，被史学家们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只过了半年，内部就四分五裂了，陈胜、吴广也身首异处。

　　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起义，没过几年就被皇室后裔刘秀给兼并了，为他人做了嫁衣;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被曹操、袁绍杀得一败涂地;隋末，瓦岗寨起义，不久也投降了;唐末，黄巢起义，被唐政府军节度使朱温、李克用等击败;至于宋代的王小波起义、杨幺起义，清代的天地会、白莲教等，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占了南方半壁江山，最终还是败于清廷。

　　原因在哪里?一是硬件，起义军队组织架构不行;二是软件，这点是关键，起义军以农民为主，思想境界不高，只要“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吃饱饭就满足了，一旦旗开得胜就想回家种地，或是让朝廷“招安”封官许愿，小打小闹就完了，堕落、腐化、窝里斗随之而来。

　　古代王朝的灭亡，其实只取决于一个原因：既得利益阶层内部不团结。

　　如果上层铁板一块，下层无论如何也造不起反来，因为政治资源、人力资源、财富资源及舆论都掌握在权贵手上，镇压就是了，大不了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江山仍然稳固，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就是例证。

　　如果上层分裂得厉害，权贵内部矛盾激化，就不攻自破、回天无术了，或是有分离势力，江山很快就丢了，秦朝就是典型。

　　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只持续了半年就被镇压了，根本不足为虑。后面兴起的权贵力量，才真正让秦朝崩塌：

　　一是六国旧有的上层贵族，以楚国项梁、项羽为首，还有赵王歇、魏王豹、齐王市、韩王成，他们拥有政治资源、人力资源和武器资源，这些失势的既得利益群体，造起反来是很可怕的;

　　二是来自秦国军方上层，这才是致命的关键所在，秦军本有两大主力，北方军团 30万人在长城对抗匈奴，南方军团 50万人在岭南开拓疆土，但因为皇长子扶苏被害死，北方军团的首领蒙氏兄弟也被逮捕，人心大乱，经过大清洗，基本上没有参战救秦。

　　而南方军团获悉北方军团遭到清洗后，拒绝回援咸阳，处于观望状态。秦朝无兵可用，最后竟然只能派遣修骊山陵墓的 20万奴隶作战，所以不堪一击。如果北方军团或南方军团中的一支参加战斗，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要知道秦军是何等骁勇，当年横扫六国之雄风仍在，只是因为内部斗争不作为，才让项羽、刘邦势如破竹。

　　两场致命的贵族叛变

　　与秦朝一样，隋朝的灭亡也在于上层的分裂。

　　农民起义不足为惧，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这些“义军”，在隋炀帝眼里都是“浮云”、蝼蚁之力罢了，他们造反了好几年，却始终打不进隋朝的核心区——关中地区。

　　真正对隋朝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只有两场叛变：一是贵族杨玄感的叛变，把上层矛盾公开化、表面化了;二是贵族李渊集团的叛变，夺取关中，改朝换代。

　　杨玄感的叛变，真正让隋炀帝惊慌失措。

　　杨玄感是隋朝的“官二代”，其父杨素是隋帝国的第一代宰相，拥有贵族实力与声望，叛军又是集中在隋朝的“第二首都” ——洛阳。当时，隋炀帝在辽东征战，听闻杨玄感造反，吓慌了，立刻撤兵辽东，南下救援(“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帝又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忧之。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忷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

　　隋炀帝仓皇撤军，急着赶回去平叛，以至于连后勤都扔下不管了，焦急之心可见一斑。很快，隋炀帝出动四位高级名将平叛——虎贲郎将陈棱、左翎卫大将军宇文述、右侯卫将军屈突通、右翎卫大将军来护儿，如此超强阵容，在隋朝是前所未有的。

　　“官二代”杨玄感的叛变虽然被镇压了，但这在全国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上层政治斗争被公开化了。

　　于是，野心家、政治投机者们都蠢蠢欲动，各地的起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当时，隋末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有三支：河南瓦岗军、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虽然叛军席卷大半个中国，但隋朝还足以支撑，因他们始终没有进入关中。

　　关中稳固，则天下稳固。

　　关中地区为什么如此重要?

　　一是关中平原粮食富足，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北方的产粮区，有“八百里秦川”之称;二是关中的四面都是隘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西安为中心，函谷关、潼关、大散关、萧关围绕，分别阻挡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敌军入侵，固若金汤;三是关中、甘肃东部地区(合称“关陇”)是“农耕 -游牧”的接壤处，此地民风彪悍，以善战闻名，还是中国的主要产马区，强悍的骑兵队伍都出自这片地区，“关陇集团”主体就在这里。

　　长安城(今西安)就在关中，乃是十三朝古都，居中国历史之最。关中地区集兵、马、粮、人于“最优资源组合”，这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地域的各个单元：中原腹地虽然粮食富足，人口众多，但缺乏天险隘口，容易攻破，比如宋朝的开封就被金兵迅速攻下。

　　华北平原虽也是产粮区，但由于地势平坦，很难抵挡北方游牧民族，宋代幽云十六州被辽国夺取后，就无险可守，一马平川;四川盆地倒是有天险可守，外面打不进来，但里面也很难出去，历史上鲜有四川攻击外部的时候，诸葛亮六次北伐，翻越蜀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漫长的后勤补给吃不消;江淮地区河流众多，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一旦划江而治，这里就成了南北的拉锯战场，不得安宁，南京城只适合做“陪都”，持续不了很长时间。

　　江南地区则是丘陵众多，地势起伏，土地潮湿，很难像平原那样迅速集结大量的军队与粮草，行军效率极低，只适合打游击，不适合打正规战，红军在南方就善于打游击;至于岭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一个太热，一个太冷，这两处地方要等到清朝和近代时才具有政治价值。

　　可见，在中国所有的地域单元中，唯有关中地区集物资、人源、马匹、天险于一身，有此优势，进可攻，退可守。要攻击外部时，放开关门，骑兵浩浩荡荡杀出，直取黄河中下游平原;遭受攻击时，关闭隘口，所谓“四塞之城”，四个方向都易守难攻，简直是太完美了，而且关中平原粮食丰饶，不用向外界要粮，在生存需要上完全自给自足。

　　从公元 611年瓦岗军起义开始算起，一直到公元 617年，在这六年当中，农民起义军在关外地区厮杀，始终未能进入关中地区，你争我夺，谁都无法取代隋朝。

　　这时，继杨玄感叛变之后，权贵们第二次叛变了。

　　历史转折始于公元 617年。这一年，关外地区还在厮杀，却没人料到，离关中核心区最近的一支曾受隋炀帝信赖的部队 ——山西太原的李渊部队，在悄悄行动，大军从山西南下，很快占据了关中地区。李渊部队于 5月造反， 10月就攻入了关中平原，打下长安城，然后迅速关闭隘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东力量再也别想攻进来了。

　　关东的各路军阀都傻了眼!他们辛辛苦苦打了六年，都未能入关取代隋朝，而关陇军事贵族之一的李渊只花了短短五个月，就大功告成了!这一切，关键就在于控制了关中地区。

作者：鞠佳，来源：微信公众号“白龙妈”（ID：gh_399acc07b5ff），本文摘选自《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鞠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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