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尤可恨”
发布日期:2020-12-09 17:21:41 来源:三上文存(ID:sanshangwencun) 作者:汉唐阳光 编辑:擎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包青天》轰动一时,成为划时代的经典。前一段时间重温,除了再次觉得展昭很帅、包拯很黑之外,还解开了自己的一个“世纪困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铁面无私编中间”是什么意思,这次特意看了片头曲字幕,原来是“铁面无私辨忠奸”。

  在这部剧里,孰忠孰奸,作曲者早心有所属,就连年纪尚小如我者也能分辨得清清楚楚。包拯,那位脸黑如炭、爱民如子、忠于君上、被老百姓爱称为“青天大老爷”的自然是忠臣的典型代表。

  类似忠臣在中国历史上尚有不少,除了“忠”之外,他们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清”,也即清正、清明、清廉。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相比,他们恪守道德,甘于清贫,对自己、对属下、对家人的严格近乎刻薄。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几乎人尽皆知的海瑞了。据说,海瑞的母亲过生日,这位孝子也仅仅买了两斤牛肉打牙祭,平时更是简朴的不得了,菜自己种,肉干脆不吃。以至于总督胡宗宪听到这个消息,狠狠地八卦了一下:“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亲过生日,买了两斤牛肉。”

  明朝弘治年间,曾做到过陕西三边总督的秦纮也是位大清官,据说他“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堂堂三边总督,省部级高官,竟然食不果腹,今人看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成化年间他得罪了明宗室庆成王,被诬陷下狱,朝廷下令抄没家产,结果发现这位巡抚大人几乎是家徒四壁。奉令抄家的太监尚亨受到感动,把抄到的几件破衣上呈皇帝,明宪宗也叹息道:“贫一至此耶?”秦死后,权阉刘瑾恨他生前耿直,借端追论其罪,再次对他家进行抄没,结果又是“籍其家,无所得”!

  在权力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步,大多数同僚都在以权谋私,自己也有机会以权谋私的时候,包拯、海瑞、秦纮等却能甘贫乐道,在任上,还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包拯“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说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非法行为”。正德年间的宰相杨廷和则评论秦纮说,“历官五十余年,屡遭挫衄,许国之心,老而弥笃。尽心民事,所在咸有惠泽”。这样的官吏,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少见,也因此,他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断高大完美,进而成神。

  谈迁说秦纮“刚直嫉恶,通籍五十余年,屡挫不屈,惠泽及民,始终全节,称一代完人”。而包拯和海瑞则更甚,海瑞死后,“今江南郡邑相传公已为神” ,不少地方建有纪念祠堂,海瑞化为城隍爷的神话也广为传布。如今的广州城隍庙中,海瑞即是三位城隍爷之一。包拯则成了阴间东岳大帝属下专掌善恶因果报应的机构“速报司”的司主,《续夷坚志》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被劫掠的女子颇有姿色,娼家欲高价买之,女子誓死不从,但奈何主家贪财。有一巫女对人说:“我能救此女子脱险,嫁与良人。”于是来到主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态。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出,大骂之。主人俯伏请罪,问何处触犯尊神。巫女大骂:“我速报司也!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灭汝门矣!”主者百拜谢罪,不几日便将该女子嫁掉了。

  为何清官的形象一再拔高,乃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此,学者王子今有专门论述,在《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一书中,他说,“清官的形象,凝聚着民众对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为自己生存希望的象征,于是终于幻化为民间信仰中的高大的神”。

  王子今进而解释道,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但是,把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清官的政行上,自己不再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则又为数千年暴君与酷吏的横行提供了条件,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民众的政治力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跳出“政治层面”,从“人的层面”看清官迷信时,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官迷信的基础是人格的自我压抑,它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自在且自为的“人”的品格的自我毁弃。

  百姓总是深怀对清官的幻想,幻想破灭后就再幻想职位更高、权力更大的官僚为清官。然而,现实却不以志怪小说为脚本,神话也只能是神话。数千年来对“清官”的尊崇久盛不衰,本身就说明了“清官”的稀缺,以及“清官神话”的虚妄。因为:首先,清官在帝制政体之下绝对无力扭转专横腐恶的大趋势。毕竟,与赃官、昏官相比,清官不过千万分之一,其力量并不足以在黑暗政治中投射光明。而且,官吏贪污的风气,已是“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

  对此,学者吴思也有过论述,在《潜规则》中专有“贪官的故事”一节,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贪污风气形成的原因,并由此解释了清官何以“制度性无力”,乃至“制度性消失” 。

  其次,清官作为古代官吏道德行为的典范,会更自觉更忠实地维护封建政治体制,绝不可能超越帝制法统给予民众更多的政治权利。清官在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秩序更可靠的支柱,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成为民众更为坚定的对立力量。

  故而,清官往往又跟酷吏联系在一起。《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和刚弼,即是“清官+酷吏”的典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但他其实是因急于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的刽子手。在他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战笼便战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借此,刘鄂直斥清官误国、害民,“清官尤可恨”: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无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自所见,不知凡几矣。

  最后,书中指出,所谓“清官”的许多事迹难免有虚美增饰的成分,因为人们对清官的热切渴望,使得传说中清官的事迹经过了一次次理想的加工与炮制。在狂热崇拜的情感的作用下,人们还往往只是片面地夸大其“清正”的一面,对于其迎附世风,与官场鬼蜮相共的黑暗的一面,甚至视而不见。

  以包拯为例,从宋元开始到明清之际,包公断案题材的传奇小说就有数十种,各类的包公戏更是数不胜数。文章开头提到的93版《包青天》便是以《三侠五义》里的包拯为原型,结合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讲述了包拯断案的41个单元故事。而《宋史·包拯传》中,仅记载包拯断有“牛舌案”一件案子。

  除了清官迷信,《权力的黑光》还分析了政治万能迷信、天命迷信、君主迷信、长官迷信、先祖迷信、圣贤迷信、长老迷信、功臣迷信、谶纬迷信等,全方位反思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并探讨了政治迷信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灰黯的色调,政治意识何以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主体。它是一本严肃、凝重的学术著作,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对它“望而却步”,因为它所探讨的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正如卢梭在《忏悔录》中说的:“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种种传统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要推进政治进步,必须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洗刷其残迹,摆脱“宰猪场式的政治”,“使人成其为人”。

  政治万能迷信:政治万能迷信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

  天命迷信:天命迷信导致政治权力自检、自制机能严重弱化,社会下层则日益形成缄默隐忍的政治态度,对于罪恶的暴政,消极地等待着“天谴”与“天罚”。

  君主迷信:帝王并不仅仅是具有超人的德与能,而主要是因其与天地日月的特殊关系而成为“神性权威”。

  长官迷信:下级对上级“功”“德”“仁”“贤”的迷信,导致盲目服从的心理,进而保证了专制主义权力机构的稳固性。

  先祖迷信:先祖迷信往往使旧有制度长期保持着对行政政策的规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政治进步迟缓。

  圣贤迷信:“圣贤”观念对于政治权力的维护作用,是中国政治实现所谓“超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老迷信:老年政治可以保证对于传统的全面继承,但也容易导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态。

  功臣迷信:功臣政治是以盲目“敬重功勋”的政治迷信为观念背景的,而中国古代的功臣崇拜与功臣政治,常常表现为军功崇拜与暴力政治。

  清官迷信: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合理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

  谶纬迷信:谶纬之隐秘,为皇权的合法性和帝制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有时也成为下层群众反抗现世皇权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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