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中学学历史，历史书上说，王安石变法由于触犯了权贵和大地主的利益，最后失败了，没有能够挽救北宋。

　　当时我也不懂经济学，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北宋的灭亡，完全是因为皇帝愚蠢短视懦弱，没有坚持王安石变法导致的。

　　不知道现在的历史课本是怎么评价王安石变法的。但从网络上看，不少人跟我那时候一样，认为北宋灭亡是因为没有坚持王安石变法。

　　更有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思想观念太超前，不为时代所理解。他们认为，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很接近“现代金融理念”。经常看到有人说：“如果王安石的主张得到推行，那么宋朝必然辉煌而绚烂。”

　　几年前流行的穿越小说《新宋》，讲的就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北宋王安石时代，借助超越时代的知识，比王安石变法更现代，折服了王安石等新党，开开心心改造宋朝。这书我没看完，但从它受欢迎的程度，看得出来王安石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是王安石变法葬送了北宋。

　　不是王安石变法停下来了，北宋才灭亡，而是北宋灭亡了，王安石变法才停下来。

　　一

　　北宋那个时候，问题很多。简单来说，就是三大冗：“冗官”、“冗兵”、“冗费”。朝廷开支太大，捉襟见肘。老百姓负担沉重。

　　其中，“冗兵”的造成，来自宋太祖赵匡胤的理念：把可能作乱的人招进军队养起来。结果军队越养越庞大，但战斗力却不行。

　　面对这种困局，该不该改革?当然应该改革。

　　王安石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

　　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新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被称为“旧党”。

　　从名字上看，“旧”嘛，一定是不肯承认现实、阻挠一切创新的，那还不是搞糟国家?

　　的确，旧党有守旧的一面，但守旧不一定就是错的。当他们反对的是更糟糕的“新意思”时，他们就是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就经常说，新的经济学思想，不一定就比旧的经济学思想更对。

　　北宋究竟是葬送在旧党手里，还是葬送在新党手里?

　　先不谈理念、政策，先简单地看一下北宋末期的年号时间线吧。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第二年(1068年)，改元熙宁，开始任用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古今君臣罕见的。有人说两人如同一人。王安石在党争上特别执着，开大肆整人之先河，旧党全面失势。例如，王安石曾指使人诬告苏轼贩私，这是要把苏轼往死里整。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已经十分严重。一个小官郑侠画《流民图》，宋神宗见了，对变法有部分后悔，罢了王安石的宰相之位。

　　然而，尽管王安石被罢相。朝中却仍然是吕惠卿等新党的天下。王安石是人去政不息。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又再次拜相。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因病辞去相位，但朝中还是新党主导。

　　然后是宋神宗的另一个年号——元丰，又经历了8年，宋神宗去世，旧党才迎来翻盘。

　　宋哲宗登基，高太皇太后(宋神宗之母)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元佑。司马光等旧党才得以重新掌握权力，还击、清洗新党。高太皇太后废除王安石变法，史称“元佑更化”。这时候的旧党史称“元佑正人”。元佑共8年(1086-1094)。

　　1093年高太皇太后病逝，憋了很久的宋哲宗改元绍圣(1094-1098)。绍圣这个年号的意思继承他父亲宋神宗的圣哲变法。章惇等新党还朝，全面清洗旧党，并且对旧党的打击，要比旧党的还击严酷得多。

　　宋哲宗还有一个年号——元符(1098-1100)，然后去世。

　　宋徽宗登基以后，请同情旧党的向太后(宋神宗之妻)临朝听政，两人分享权力，年号为建中靖国(1101)，这个年号的意思是调和新旧两党。旧党部分得以重返权力中心，新法部分得到纠正。

　　但可惜，向太后很快去世。宋徽宗改元崇宁，意思很明显，就是推崇熙宁年间的变法。蔡京为首的新党再度占有压倒性优势。

　　“元佑正人”变成了“元佑奸党”。新党还把他们的名单刻碑，“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此后宋徽宗还改了几个年号，对旧党有过部分宽容(体现在年号上，有政和、宣和等年号)，但整体上，直到1125年，始终是新党得势。

　　宋钦宗年号靖康，只有两年(1126-1127)，当时要应对金国的攻击，来不及调整内政。

　　从1068年到1127年这近60年间，旧党得势的时间才10年左右，其他50年都是新党(王安石——章惇——蔡京)掌握权力。

　　所以，看时间线，是谁葬送了北宋，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

　　二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王安石变法的设计是非常好的，但是下面的官员执行中走了样，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王安石变法的设计，仅有小部分可取之处，整体上非常糟糕，幸好下面的官员执行中走了样，要不然为害更大。

　　旧党只是因循，而新党则是控制狂魔。王安石变法的整体设计，就是控制、干预、与民争利。什么生意，新党都想控制在官府手里。

　　有一个段子说，有人向王安石献“奇计“，说抽干梁山泊的水，可得耕田800里。

　　好大喜功的王安石大喜，但也发愁一个问题：梁山泊的水抽到哪里去?

　　史学家刘贡父在旁边说：好解决。再在旁边挖个800里的泊装这些水就可以了。

　　王安石尴尬一笑。

　　今天的人读到这个段子，大概马上就能想到凯恩斯主义吧?

　　北宋人的多个文集里记述了这个段子。此事不知是否为真，但这个段子很好地揭示了王安石思维中的严重缺陷：他无法把事情的正反两方面综合起来思考。王安石一辈子，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缺陷。

　　例如，“新法”中的青苗法，是官府放贷。王安石以为，这能缓解老百姓的资金困境。

　　他没有想一下，官府放贷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向老百姓征税而来。把老百姓的钱收上来给老百姓放贷，和挖一个新的泊来装梁山泊的水有什么区别呢?与其如此，不如减税、放开民间金融，老百姓的资金困难自然会缓解。

　　并且，官府增加了放贷事务，必然要增加人手，“冗官”问题只会加重。

　　再加上，新党变法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在新法KPI考核下，地方官员只能强行向老百姓摊派高息贷款，这并不是地方官故意执行走样，而是上面强加的。

　　又例如，王安石试图裁撤军队，解决“冗兵”的问题，这本来没有错。

　　可是，王安石又想到，怎么弥补军力下降的问题呢?他还是挖个新的泊的思路。

　　这个新的泊就是保甲法。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以此来补充军力、维护治安。

　　他自以为又节省了军费又保持了军力。

　　但现代人一眼可以看出，这办法是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不会有任何战斗力。

　　其他如市易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都是国进民退、加剧“冗官”问题，并且增加老百姓痛苦的。方田均税法是增加税收的。

　　王安石变法，简单说就是“瞎折腾”三个字。北宋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到了新党的第三代首脑蔡京那里，除了这些常规的敛财之术，蔡京还铸造“当十钱”，大搞通货膨胀。

　　蔡京还早于凯恩斯800多年搞起了凯恩斯主义。他向宋徽宗提出“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要搞大建设、大享受，以此来刺激经济。

　　宋徽宗最欣赏蔡京的一点，就是蔡京从来没让他缺过钱花。

　　三

　　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代陈州知州写过一道劝谏宋神宗的奏折。

　　苏辙说得很激烈：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拿现在的情况和以前比较一下，你心里没点数吗?你也表达过后悔，可你总是坚持错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把错误坚持下去，万一得到个好结果也说不定。

　　苏辙的奏稿，指出了爱折腾者的普遍心态。

　　明明是自己的思路错了，但他们以为，怪就怪下面没执行好，只要对下面严加督促，就会出现好效果了。

　　他们没有让地方、民间、市场在动态中改错的思维。

　　王安石自己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展示的也是这种心态。

　　新党就是这样不断地在错误中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以宋徽宗为例。

　　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宋徽宗醉心于艺术，耽误了治国。

　　其实不是这样。

　　宋徽宗这个人，始终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他早年也想做明君。

　　但“新法”搞得国事蜩螗，宋徽宗跟宋神宗一样，没有魄力改错，越来越回避问题。

　　到了他统治的后期，刚开始，对于问题，他的口头禅是“且待商量”。后来问题更大了，他的口头禅变成“却又理会”。最后感觉问题实在解决不了了，他的口头禅变成“休!休!”

　　新党还好大喜功，喜欢搞军事投机。

　　对宋辽盟约，旧党一直是维护的。正因此，宋辽之间，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这很难得。

　　当宋徽宗得知辽国遭到新崛起的金国的进攻时，他非常希望借由一场军事投机来掩盖内政上的极度失败。他派人从海上绕道到金国，和金国相约夹击辽国，史称“海上之盟”。

　　宋徽宗对辽背盟的决策，得到新党的普遍支持。(此时被边缘化的蔡京，倒是表达了微弱的反对。)

　　可是新党已经搞得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北宋的虚弱暴露在金国眼皮底下。

　　最后的结果，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被俘虏到金国。

　　四

　　南宋检讨了北宋的错误。

　　王安石变法、新党葬送了北宋，这是南宋的定论。

　　宋高宗有一句名言：“朕最爱元佑。”就代表了他的态度。

　　南宋之后的知识界，主流舆论也都认为王安石变法葬送了北宋。

　　王安石赢得了“拗相公”的外号。

　　在民间故事中，饱受新法之苦的老百姓，喂猪的时候，叫唤：“王安石，来吃。”微服的王安石听了，羞愧不已。

　　在稗官野史中，宋徽宗的军事投机失败之后，蔡京被流放，但是一路上老百姓都不卖吃的东西给蔡京，蔡京病饿而死。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改革”?

　　并不是所有改变都可以叫改革。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其实已经揭示了，改革，应该专门用来指放权、尊重市场、让利于民。

　　历史学者汪圣铎等人指出，像桑弘羊、王安石这一类人，不应该叫改革家。对他们更合适的称呼，是“财臣”、“聚敛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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