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面目似在一片迷雾之中晦暗不清，且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古代历史学家正统的观念认为，王莽是一个篡位的巨奸，大大的反派。但在近代社会结束之后，王莽被不少历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远见而且无私的社会主义者。

　　中国著名历史学者胡适甚至称其为“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而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了，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在网络上，甚至还有人称他是一个“穿越者”。

　　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

　　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标签。

　　虽然古代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大多起于草莽，依靠杀伐自下而上夺取政权。但王莽却以皇室外戚身份为基础，辅之以儒生为其“量身打造”出的“圣王”形象，最终达到改朝换代目的。

　　中国古代王朝的改革大多充满浓厚的法家色彩，但王莽的新政措置，却是尽可能以儒家典籍的相关记载为标准，很多学者甚至将王莽改制称为是儒家乌托邦的实验。

　　然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却只有短短十四年，短命到开国之君和亡国之君是同一个人。

　　从迅速崛起到转瞬即逝，王莽兴衰背后的“天命”到底为何物?

　　▌祥瑞的真相：建政和建国

　　祥瑞，是对异象的解说。

　　异象本身不会成为祥瑞，更不会和现实政治挂上钩，异象成为祥瑞，关键在于汉兴以来对“建政”和“建国”两大问题的处理。

　　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等儒者的代代努力下，到了西汉中后期，儒家逐步政治哲学化，解说祥瑞成为儒家控制政治的重要手段。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

　　因此，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一段历史。

　　“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

　　这其中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

　　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

　　通俗地说就是，凭什么让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力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

　　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

　　正所谓欲成大事必占天时地利人和，他生逢其时，姑妈王政君是汉朝的皇后，而他理所当然成了外戚。

　　但他没有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赫赫声势，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他也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人，因此，他崇尚儒学经义，为儒家学者所推重。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

　　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

　　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外戚在当时并不算独特，自吕后以来就有外戚掌权的传统。但王莽外戚与儒者合一的身份让他在西汉末年汉德已衰的“时代呼声”中既可掌握政治强权又可主导话语权，因而他逐渐起了“内圣”而“外王”的心。

　　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在各地的祥瑞符命的呈报中，在几十万人的请愿上书中，他只花了短短二十二天就完成了从辅政周公到圣王尧舜的转变。

　　后来，他“托古改制”，企图建立他的理想王朝。

　　王路堂里，他与大臣日夜讨论儒家经义;寿成室中，他宵衣旰食，筹划着王朝的宏伟理想。

　　他把王朝的机器拔升到了秦皇汉武的强度，可又无秦皇汉武之才。

　　但周秦之变以后的政治变革，在他以后得以最终完成。

　　东汉，成了一个高度儒家化的帝国，虽然，儒家已经不再像他在位时那样真正主导帝国政治。

　　▌世袭与禅让：独一无二的王莽

　　刘氏去，王氏持

　　天下安宁乐可喜

　　井天平贫广其志

　　——新莽时期镜铭

　　在王莽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

　　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

　　“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了。

　　另一种则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法家就厌恶禅让，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

　　但王莽应该早已考虑过禅让的方式，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密构思后，他就制礼作乐着手导演了自己的一场称帝开国的大戏。

　　王莽一宿没睡，也没有进食，但他神采奕奕，看不出憔悴的样子。他并未喜形于色，而是庄重严肃地修治仪仗，登上马车，缓缓来到高庙。高庙的诸多礼官以及哀章都已在等候。

　　高庙礼官已提前拿到图和策书，礼官以高帝之灵的名义，将图和策书正式交付给王莽，表示高帝刘邦已亲自禅位给他，标志着汉朝落下帷幕。最后，礼官又给王莽加上帝王冠冕，表示王莽接受了禅让。

　　随着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走向了帝王的神坛。

　　推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位，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正是儒家设想的理想图景。

　　除了王莽，没有第二个人。

　　这是华夏历史上，首次在帝制时代实现了政权和平更迭，是空前的政治创新，令当时大部分儒家极度振奋，如果这条成为常态，今后政权更迭这样的大事将摆脱暴力与阴谋。

　　而在这个过程里，今文经学奉献了关于祥瑞、灾异和符命的微言大义，古文学贡献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办法，今古文经学的“合作”远多于争议。

　　▌成功的失败者，衰落只在一瞬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可为三个结果：

　　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这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

　　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

　　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经实行过且被当时儒家诟病的弊政。

　　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二、再造了秦始皇的对内统治格局。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

　　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

　　但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却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

　　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他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

　　虽然王莽与匈奴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王莽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但他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而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却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

　　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知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最终王莽在一股凯歌高奏中迅速滑向没落，亦是一种必然。

　　▌雄图霸业，终归尘土，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

　　王莽虽最终以失败收场，他的新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但他的措施与行为却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表面的遗产：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乃至北周、隋唐直至明清、民国亦是如此，从未被超越。

　　深层次的遗产：在实质上，王莽给后世留下的本质上的启发，那便是民意。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

　　这不仅对历代帝王的统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正常发展的关键问题。

　　从王莽以后，在帝制的中国，民意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很多好事必须要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是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的表达。

　　因为民意的最终解释权早已落入掌握这套祥瑞异象话语系统之人的手中。

　　最重要的遗产：乃是儒家第一次主导了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列强觉得儒家太理想化而弃用，秦皇嬴政更是信奉法家灭六国定天下，刘邦也不喜儒生，文景更是好黄老之学。

　　然而儒家最终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这如同流淌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条暗流，表面平静，实则威胁汹涌。

　　作为中国历史上极难理解的历史人物，尽管许多人都在讨论王莽，但却很少有人可以准确地给他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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