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在今天的中国业已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焦点。它流行的原因通常被解读为廉价和低门槛，或者是集体主义时代传统的回潮。伴随着这种解读，“广场舞”和广场舞者被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淹没，似乎整个社会以“噪音污染”和“空间占用”为主要战场，开始了对广场舞的讨伐。然而本文认为围绕噪音和空间问题的讨论流于表面，笔者希望能跳脱出争议本身，沿着历史脉络和时代背景去解读“广场舞”及其参与者招致污名的深层原因，“广场舞”的背后，实应折射出更大维度上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议题。
广场舞的正能量与负形象
与中国大部分的城市一样，河南省的中小型城市在近年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不少原住居民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迁往大城市，同时也有外来移民迁入定居。居民的频繁流动和新区的建设发展使得旧有熟人社会被打破，固有的邻里关系也被打散重建。在2013年夏天，笔者深入采访了某市的广场舞舞队，由其内部社交等问题切入调查，发现在这座城市，中年和退休女性对舞蹈团体非常依赖，这不只因为她们认为锻炼使自己更加健康，更重要的是广场舞塑造了一种社交氛围。
我的研究发现，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境况，她们的丈夫许多都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教育更发达”的地区就读，更不用提年长的已经上大学和迁居外地成家立业的情况。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女人们因为被广场舞这样新的团体接纳而获得情感支持，她们也可以更积极的面对家人孩子的迁居、老龄化、还有问题婚姻等造成的种种挑战。促使女性去参加广场舞的具体原因总是五花八门的，但总体而言，孤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广场舞正是一种疗愈孤独的方式，满足了这些女人对人际沟通和情感共鸣的强烈愿望，正如一种“心灵按摩”。
当然，舞蹈队内部同样也是一个现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存在甚至再生产的地方。首先贫富差异、城乡差异等也在广场舞团队内部表现出来，比如在一些兼具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广场舞队里，后者就极少成为领导角色，而通常处于边缘地位。广场舞团队不是一个乌托邦，有着较高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与低文化经济资本的人皆混杂在内。因此，现行社会中运行的社会结构和区隔也同样在广场舞群体中反映和运行。可是另一方面，舞蹈队也确实在塑造新的可能。一种跨越贫富甚至阶层差异的友情也可以在舞队中被发现，一种替代性的不完全遵守商业社会规则的社会关系也在广场舞中形成着。例如，在我的调查中就有因为感动于一位背景普通的“舞友”乐观面对癌症的精神而与她成为好朋友的“富婆”。
和其他一些社团形式类似，广场舞舞队也能够促进其团体成员精神与性格的内在转变。我的一位报告人吴雨花，今年60岁，是当地无线电厂的退休工人，坚持跳广场舞已经一年了，她告诉我，“跳舞以前，我非常内向，而且经常看事情糟糕的一面。我爱和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跳舞以后，我开朗了不少，让我发愁的事儿没有以前认为的那么愁了。很多朋友说跳了这个舞以后，觉得我的性格都变了”。通过舞蹈队重塑的身份认同，也相应地改进了她们其他的社会关系。一些舞蹈队在成员内部约法三章。比如，李红梅所在的蓝色海岸舞蹈队，就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讨论家长里短，只讨论如何使家庭和谐的秘籍”。这种规则的制定一方面说明了广场舞参与者对集体认同的创造，一方面确实使得不少女性能够更加积极的面对日常生活带来的挑战。
与广场舞对于其参与者的正能量相对比的，则是这一群体所蒙受的社会污名。人们把参加“广场舞”的这些并不年轻的女性称为“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为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已经成为不少脱口秀和笑话节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日常中人们谈论大妈和引用广场舞的方式，也都说明了广场舞大妈蒙受污名之实。除了被污名，被忽视也是司空见惯。笔者在田野调查时遇到一个以广场舞为名的比赛，冠名单位因为担心单独的广场舞表演吸引力不够，同时聘请了一些年轻舞者，其中还包括几个孕妇进行肚皮舞表演。而随后的媒体报道和人们谈论中，年轻女性的表演成为了焦点，大妈们则成了零星点缀。比赛结束后，其中一支广场舞的领队不无伤感的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以为这次比赛是真正为我们设计的，但是结果，我们却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这句有些苦涩的话其实正是广场舞大妈在社会中边缘地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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