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记者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身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纳里斯上将(纳粹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德国党卫队队长)”。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让所有人感到恐惧的人

　　戴笠最大的优势是具有揣测蒋介石意图的本领。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甘做其主人蒋介石爪牙的奴性，同时又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半盖住的意思，即含有掩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戴笠为自己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体。“作为一个强大秘密组织的头子且负有总司令本人的信任，戴笠在政府与军队中都处于极为有影响的地位。而他在军队里强有力的‘黄埔’小集团的身份又强化了他的影响。”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南京秘密警察直属于戴笠将军个人，而他只服从总司令的命令”。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为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军统特工被某些人误认为有上百万人。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戴笠甚至有在美国的网络。还有其他更离奇的说法，如戴笠领导着700万男女云云。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为他工作。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

　　“戴笠以中国人特有的驾驭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掌握了一系列惊人的组织。他综合了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陆军情报这样的系统。”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吓得浑身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戴笠被他的下级称为“老板”。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外国人尽管勉强，但仍对他表示出敬畏，并经常发展成一种‘恐戴症’。在战时很多人相信每一个厨师、每一个跑堂都是戴笠的特工。”“在中国没有一个村庄里没有戴笠的间谍来汇报颠覆活动情况，这是该组织的荣耀。”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对他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驻中国别动行政部门的头目约翰•凯斯维科这么形容戴笠：“没文化，缺德，狡猾且能干，从来杀人不眨眼，一个真正的爆破者。”

　　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在1927年上海的清洗中，据说戴笠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它们烧红了为止，然后把捆绑着的囚犯们扔进炉内，一面拉响汽笛来掩盖他们的惨叫声。”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地施以惩罚。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指控戴笠囚禁了许多文科教授和进步人士，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亚洲的神秘人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作“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他的行动和衣着都不引人注目。他让自己便于扮装旅行，以便在在一个斗争激烈的地带接近他自己的人。”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平常有一群衣着普通，且毫不引人注意而又在任何地方都围绕着他的人。过路的人看见一个40来岁表情有力并带职业模样的人，似乎在独行。但是在他近处的几步以内，总有分散在人群中、步行谨慎的秘密警卫人员。当他坐车时，其他的车辆就尾随在他的车身边。”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随意地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之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

　　几乎没人准确知道戴笠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没人知道。戴笠使用两辆一模一样的军统汽车，这是为甩掉跟踪者而配置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散播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日程。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为了安全的缘故，他在旅行时很少携带文件，而依靠自己出色的记忆力。戴笠收集大量的事实和细节，加以组合，然后制订出一个有效的行动计划，他的工作效率向来很高。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皮肤。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的外形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还没我的三根手指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着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方便地隐姓埋名。夏天，戴笠总穿件土黄色衣服或者深蓝或深灰色的派力斯中山装。秋天他换一件马裤尼的外套，冬天穿一件深黑色羊毛大衣。尽管他对个人的清洁非常讲究，每穿一套干净的外衣时，总是在早晚都要洗澡，但他很少改变穿衣的风格或样子。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摘的。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一次次捉弄死亡的人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他曾经“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他的朋友圈和职业关系包括程潜、汤恩伯、杜聿明、曾扩情、何浩若、贝淞荪、伍仁硕、林可胜、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他与四川帮会“袍哥”头子田得胜、冯什竹、唐绍武和石孝先等人也很熟。《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兄弟，他后来成了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江苏省保安司令。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传奇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为了不让胡蝶感到孤单，戴笠后来让她到唐氏兄弟那儿住。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总能戳穿骗局。“他在中国传统礼节上一点不浪费时间……相反，他非常直接果断……他提出的关于地方状况的问题非常尖锐，而且他以军事方式撮合事情办成……许多次他回答问题简单到了一个坚定的‘是’或‘不’。”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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