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和土地是中国九亿农民最可靠的保障，任何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属点都要落到这个保障上来。以农业发展名义，以农民致富财产权的名义，以及以其他任何名义进行的改革，若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保障，这些改革就会走上歧路。
北京远郊T村53岁的李云已经种蔬菜30年了，现在仍然种两个大棚，早晨4点起来到大棚干活到上午10点，下午4点再到大棚干活到晚上8点，每天农业生产时间10个小时，一年收入5万元，这个收入较务工略高，而农业生产较务工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且体力活更多。而且，李云的两个大棚花去40万元(当然其中30万元是由政府补助的)。如李云每天生产大约100斤青菜，以每斤2元交给基地，扣除生产投入，每天净收入大概150元，而在当地雇请临时工的工资也是150元/天。与工地临时工工作不稳定从而收入无保障不同，李云的大棚每天都有相当稳定的预期收入，也就具有了比在工地务工更稳定的就业。
李云种30年蔬菜更重要的还不是就业，而是她认为种地自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虽然一般每天4点起来干活，但她要在8点起来干活也没有人说她不是。她有自由，不受人监督，不会被人训斥。在外面打工是给别人干活，不如自己给自己干活。李云种蔬菜30年了仍然乐在其中。
不只是李云一直自己种蔬菜。1988年T村开始种蔬菜，很快就有了70个蔬菜种植户，这70户一直种蔬菜到现在，几乎没有变过。没有变的原因有二：一是T村没有可以新增种蔬菜的土地了，有人想种蔬菜也无地种。二是种蔬菜70户除了每年年龄大一岁以外，基本上没有人退出。
只是30年了，之前的年轻人现在年龄都不小了。李云今年53岁，是蔬菜种植户中年龄最小的之一。年龄最大的蔬菜种植户已有70岁了，以至于李云他们也开始担忧将来谁种菜呢?
与种蔬菜种田所不同的是进厂务工。到工厂务工，每天按时作息，工作的时候就要遵守工厂纪律。工厂务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8小时双休”制，即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两天，这样的“8小时双休”，没有加班，月工资基本上就是最低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加上“五险”也不会超过3000元。另外一种是“10小时单休”，即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12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这样就有大量加班时间，每月就可能拿到4000元工资。
现在工厂工作一般都不是重体力活，而多是在生产线上工作，生产线工作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专注做一件事情甚至做一个动作，对体力、耐力、注意力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身体灵活、耐力强、视力好的年轻人才容易适应，年龄稍大，工作时间稍长就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就坐不住要起来运动走动活动，就会影响生产线的运转，也就不适合生产线劳动了。
年轻人身体好，适合在生产线上长时间劳动，有生产线的务工机会他们就愿意去做。T村旁边就是工业区，T村年轻妇女基本上都在工业区的工厂务工，在生产线上作业。收入不高也不低。T村家庭分工，婆婆有带孙子的义务，年轻媳妇则不会留在家中照看孩子而应当到工厂务工赚钱。进工厂务工，年轻人远比中老年人有优势，家庭分工就必须体现出这种优势，家庭也就只可能让婆婆来带孙子了。
问题是，李云这样的蔬菜种植户的收入比进厂务工的收入还高，李云儿子结婚生了孙子，是李云带孙子还是媳妇带孩子?李云的儿子还未结婚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搁置。可以合理预期的是，媳妇仍然要进厂务工，反正工厂就在附近，作为婆婆的李云则要带孙子，同时兼顾种蔬菜。种菜虽然辛苦，时间却较为灵活。以前种菜，李云不需要丈夫帮助，有了孙子，李云的丈夫就要分担一部分蔬菜种植上的事情。对于T村绝大多数农户来讲，他们不存在是带孙子还是种蔬菜的选择：全村270户，只有70户有蔬菜地，有200户没有菜地可种。
年轻时愿意务工，工厂干净体力不重。年轻人身体灵活舒展，耐力好，适合工厂生产线上的劳动。年龄大了，不再适应工厂生产线上持续的单调劳动，就只能到工地上打零工。这个时候有一、两个蔬菜大棚，可以务农，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劳动，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北京市通过政策支持了部分菜农，他们种菜获得收入，获得就业，获得退路乃至获得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从全国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务工经商，年轻人在工厂，年龄比较大了仍然在工地。问题是当进城青壮年农民工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却缺少在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的条件时，或者说他们面临进城失败可能时，他们还能不能返回农村种地。返回农村种地一是有收入，二是有自由，三是有意义。种三、五亩土地不可能致富，却可以解决温饱，以及可以解决意义问题。有了土地上的劳动收入，就有了村庄内的安全感，就有了心灵上的归宿，就可以告别在城市漂泊身体和灵魂都无处安放的问题。
因此，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一定要为可能进城失败的中老年农民工提供返回农村的退路，更要为仍然留村的农民保留他们在土地上就业的权利。村庄和土地是中国九亿农民最可靠的保障，任何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属点都要落到这个保障上来。以农业发展名义，以农民致富财产权的名义，以及以其他任何名义进行的改革，若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保障，这些改革就会走上歧路。
2017年9月1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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