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有个部门的处长,副省长来谈工作,站了十几分钟不让坐
发布日期:2021-08-27 16:41:22 来源:久久说话(ID:jiujiushuohua) 作者: 编辑:擎

  1988年,60岁的朱镕基成功当选上海市市长。在任上海市长期间的行政实践中,他发现了一个在上海市行政系统中出现的不良现象。

  “有个部门的处长,副省长来谈工作,站了十几分钟不让坐。”朱镕基对这种现象描述到。

  原来有一个部门的处长,官职并不高,但是官威却做得十足,平日里就很少拿正眼去瞧人家。很多人因为有事有求于他,便都忍气吞声,这事儿就一直没有被放大。

  甚至是有一次副省长来和他谈事情,他也摆架子,让副省长站着。

  一方面,这没有待客之道,连椅子都不给一张坐,甚至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

  另一方面,副省长在层级上,往往是比处长级别要高的,同在行政系统中工作,这名处长的行为,明显是不把领导放在眼中。

  荒诞的处长现象早已侵蚀行政系统

  处长让省长站着不让坐下,现在看来,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同样不可思议,但这个处长在当时却更不可思议的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分。

  可是“上得山多终遇虎”,他用这鼻孔朝天的态势对人,自然一时之间很难纠正过来。于是,这位处长的行为,被新上任的朱市长注意到了。

  朱镕基敏锐的政治眼光预料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上海发生,不仅仅是在局部地区发生,而很有可能是一种早已经蔓延至全国的行政系统的普遍现象。

  朱镕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也做过处长,却作风优良,受人称赞,怎么到如今,处长会变成这样的国家“蛀虫”。

  1979年,51岁的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的劳动局处长,他十分注重个人作风,即使不做官,也不拿原则做交换。同时,恪守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坚持为人民办实事,为干部办事谋便利。

  当时经委的负责人赞叹他:“朱镕基是个好同志!”

  朱镕基对处长现象十分重视。

  “处长现象”具有巨大危害

  在经过长期政治实践和走访基层后,朱镕基认识到,自己对于处长现象的预料是正确的。

  出现在上海的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并不是无影无踪,甚至更加严重,并且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十年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我国地方行政上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朱镕基在会议上,不仅点名批评了当时的国家计委,更把这个问题取名叫“处长专政”。

  “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朱镕基用那还得了“那还得了”四个字,旗帜鲜明地反对“处长现象”的存在。

  职位的特殊性滋生处长现象

  在我国行政系统层级中,处长算不得一个特别高的级别,但他们却在权力运行、政策执行、流程审批等方面处于关键位置。

  他们虽然不能做出决策,但负责决策的具体落实;他们尽管不是一把手,但上级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

  处长们虽然不是决策核心层,但在行政系统运行过程中,占据了几乎能以一己之力,让上级的决策成为一纸空文的位置。处长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了上级领导们做出的决策,是否能真正对社会起到作用。

  但长期以来,处长在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使一些处长,日趋膨胀。对上级的指令,阴奉阳违,甚至从中牟利,不把上级和人民放在眼里,形成了“处长现象”,并不断蔓延。

  甚至就连朱镕基作为总理时亲自下的批示,也因为处长现象的存在,而难以落实。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记载过朱镕基“严厉”批评国务院办公厅作风时的讲话。

  “我在一年半之内做了差不多十次批示,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因此那天开总理办公会议,我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结果,认识还没完全统一。”

  朱镕基说:“就是有些人凭自己的想法办事,管你是总理讲的还是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就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痛心。”

  处长现象的表现

  处长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寻租型,即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力、资源分配权力等,用各种方式刁难前来办事的群众,这种行为往往暗含了牟利的目的。

  “处长专政”现象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这种表现。由于职位处在核心节点上,例如干部提升、资源分配、项目审批等,虽然处长只是一个中层干部,但却会表现出与其实际职权差距极大的高不可攀。

  第二种表现是老爷型,某些处长会故意摆架子,不把领导,甚至是人民群众放在眼中,文章开篇提到的不让千里迢迢赶来和他谈事情的省长坐下来的处长,便是这种表现。

  并且由于处在关键位置,老爷型的处长们往往也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从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为自己牟取便利与特权,例如警车开道,公车私用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权,大讲排场,大肆浪费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第三种表现是诸侯型,即处长们和其他职级的官员们暗中结伙,自以为有保护伞,最后甚至发展到官官相护的程度,目无党纪国法。他们认为规矩都是对普通人的,自己可可以有种种特殊。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官员,刚刚进行完理论学习,接着就出现在某个豪华宴席上,某高级会所里。所有在反腐风暴中继续顶风作案的官员,都属于这一类。

  处长现象,堪称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颗血栓,严重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步伐。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处长现象”

  在古代,有“县长灭门”一说。在现代,面对“处长现象”,有老板感慨到“老板再大,一个处长就能把你搞死。”

  处长当然不能对老板生杀予夺,但是,“处长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我国企业家经营企业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使我国中央机关制定的企业优惠政策,无法高效的惠及企业的实际经营中。

  原先某部委的一位匡姓处长,手握全国民航项目的审批大权。一次,又一个企业负责人为求见其一面,花费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在他赴宴的门外蹲守。

  我们不知道,这位企业负责人的事情,最后办成了没有,但当时,人们送给了这位处长“匡爷”的绰号。

  很明显,企业的正常经营,会因为“匡爷”们的存在受到极大阻碍。企业经营受阻,严重影响市场经济,更不利于改革开放。

  “处长现象”,一来延迟甚至阻碍了国家政策的有效及时执行,二来影响了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的有序进行,三来在民众面前、企业面前托大了自己的形象,让勤政廉政成为空谈。

  “处长现象”百害而无一利

  有些人的看法可能是,处长作为决策落实的角色,业务娴熟,经验丰富,那他们来定事情,效率不是更高吗?

  但他们的目光,明显具有局限性。处长现象,牵扯到了一个叫“权责错位”的问题。

  具体来讲,“权责错位”的意思就是,本来应该由上层来决定的事情,最终却由“处长”们决定。

  首先这是权责错乱,权力和责任不对等。

  “处长”职务较低,承担的责任并不大,但如果权力过大的话,轻则在工作过程中屡犯错误,重则容易尾大不掉,滋生作风和腐败问题。

  其次,“处长现象”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便是“处长依赖”。

  领导并不能很好地具备了解实际情况的能力,不得不依赖处长,以至于到哪里开会、汇报、办事,都要带上处长、科长,这种“能力不足”容易降低机关运行效能。

  同时,一些地方的领导,对民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非常支持的,但这种支持到了处长、科长那里,却出现层层衰减的现象,导致这种支持难以惠及企业,这是一些民营企业经常抱怨的事情。

  这种现象说明,即使处长、科长业务再娴熟,也可能因为自身格局文化等个人因素,难以真正领会到领导的想法,并真正落实。

  党中央对“处长现象”的批评

  于是,如何抑制“处长现象”的不断发生,成为了我国党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只是朱镕基总理,我国历届总理,都曾批评过“处长现象”。

  2009年的《中国新闻周刊》披露,在年初已经进行了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由于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又重新回到了内部起草的老样子。

  原本向社会承诺的纲要公开日期,也由5月一路拖向7月、8月,一拖再拖。“作为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总理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教育部官员说。

  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曾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总理对处长现象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评。

  2015年4月,总理奔赴吉林长春,并于4月10日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

  会上,总理言辞激烈地说道:“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处长现象”的害处。

  权利和责任,本就相辅相成,处长作为我国行政体系的关键节点,拥有特殊的权利,理应尽到自身的责任。

  党中央最终一定会找到抑制“处长现象”的方法,但同时,不仅是处长,各级官员都要严于律己,为人民服务,尽到应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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