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对中国本身来说，重要的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
我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多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
■中国经济模式的混合性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所以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
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是一直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
■中国政治模式的开放性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行不通。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现代中国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决策权、领导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中国改革模式的阶段性
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中国的改革模式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地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是一个涉及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的优势是：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层，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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