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评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明确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具体而言，“一般公务用车”指的是哪些车辆?取消这类车辆的意义何在?
胡星斗：“一般公务用车”是指用于处理日常的、非紧急的工作事务的车辆，比如参加会议、办理公事。这一类公车占到了公车的绝大部分。一般而言，非医疗、消防或者警务的单位，不会有太多紧急用车的需求——如果要赶飞机、赶会议，完全可以打车，调用社会车辆，或者坐地铁，而没有必要专门配车。取消这类公车，能够节省下来的开支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公车维护的成本往往比社会车辆的成本要高许多，因为是公款支付，浪费现象严重，如果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维修报账很可能会虚报、高报。改革之后，公车部分被取消，走入社会化，车辆维护交由市场化后的企业，潜在的腐败和浪费空间被压缩，也能节省一大笔开支。
青评论：根据1994年《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副部级以下官员不允许配备专车。但事实上，许多副部级以下的干部也违规配备了专车。我们注意到，在《条例》中，出现了“定向化保障用车”的说法，在此前，并没有这种概念。“定向化保障用车”指的是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成为违规公车“洗白”的工具?
胡星斗：“定向化保障用车”确实可能成为一个灰色的地带，像是一套政策的一个“缺口”，但这个“口”并不是堵不上的。“定向化保障用车”应当规定标准、价格范围和使用范围，对这类车的数量和规模都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每一级政府只能设立一个定向化保障车队，而非每个部门都有、每个局都有;预算和支出，也需要严格控制。未来应当出台专门的条例，来明确定义它、规束它，并且每次使用都要进行登记。
青评论：《条例》还明示，车改后“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您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公务交通补贴”怎样才能算“适度”?应该如何制定和控制这一标准?
胡星斗：补贴标准应该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因为工作需求，需要较频繁使用公车的公务员，车改后应获得的交通补贴可相应较多——而非根据行政级别制定标准。
青评论：此前，多地进行过公车改革，多以交通补贴的形式代替公车，所谓“公务用车货币化”。补贴按级别制定标准，有“福利化”的倾向，违背了“提高公务效率”的本意。
胡星斗：对，那些补贴事实上成了福利。职位高的公务员，可能并不需要经常出门办事，反而是职位较低的办事员，公务出行的需要较多。根据职位高低发放补贴，让实际需求和补贴数额发生倒置。
青评论：如果按照需求制定标准，交通补贴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严格的实报实销，另一种是根据以往使用情况估算出大概的标准，定额发放。您觉得哪一种更合理可行?
胡星斗：实报实销是未来公务活动费用结算的标准形式，是大势所趋。但现实情况下，逐步推行更为稳妥。目前阶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双轨制”：每个公务员领取基础交通补贴，甚至可以根据职位高低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数额应该比较低，最大限度减小其“福利”的色彩;基础补贴之外，再根据各人工作需要，在有上限的前提下实报实销一部分。用这种方式过渡，推行起来难度会小一些。
公车改革应更多着力于监督
青评论：《条例》称，公车改革“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对此轮公车改革，有人担心，被取消的公车会借助其他的途径“复活”。比如，以原有的公车车队成立一个公司，仍旧专门向原部门提供服务，甚至在租赁中，还可以借机寻租，捞取利益。
胡星斗：对，确实存在寻租的空间。因此，对于拍卖和招投标的过程，需要严格规范。比如，把公车都集中到市一级，集中拍卖，参与竞拍的人必须足够多，形成真正的竞争。此外，车队一定要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党政机关使用车队服务的经费，也一定要公开。
青评论：如何最大程度避免寻租?
胡星斗：从经济学上，要避免寻租或者道德风险，就要让监督者在其中分享利益。比如说，鼓励公民举报，举报者有奖。可以效仿发达国家的“纳税人诉讼”：只要纳税人有官员贪腐或者浪费公款的证据，都可以到法院起诉官员，如果胜诉，起诉人可从追回的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此外，还应该制定举报人保护法，保护举报人免受迫害打击。当然，举报的前提是公开。西方国家的公车，都有专门的车号、颜色，易于辨认，并且通过电子导航全程跟踪公车的行车路线，这点我们国家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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