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评论：还有一种担忧，党政机关可能从企事业单位“借车”，把企业的车变为他们事实上的公车。长期“借”车给政府，企业当然不愿意，但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可能和企业利益密切相关。
胡星斗：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而且，这其中也存在利益交换的风险：党政机关因为长期“借”车让企业“吃亏”，往往会在其他一些地方让这个企业得到“补偿”，比如招投标中给企业一些便利。
如果不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纳入到公车改革的范围之内，企事业单位不跟着改革，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企事业单位的车辆，也要进行登记、核查;企事业单位购买使用车辆的情况，也应当向社会公开。只有公开，才便于监督，从根本上遏制滥用公车的情况。
青评论：公车改革已经进行过好几轮，但一直不见实质突破。为什么公车会成为如此突出的问题?此前改革的瓶颈在哪里?
胡星斗：之前的公车改革，往往只是着眼于“货币化”，而没有着眼于监督，这是它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后的改革，包括这次改革，应当在监督层面着力更多，包括民众的监督、纪委的监督等，加之统一的规范，才能避免改革流产。
公车改革是“深水区”的“第一块石头”
青评论：在您看来，此番公车改革前景如何?
胡星斗：我非常看好此番公车改革的前景，从本届领导班子过去一年中的表现，尤其是反腐败、反“四风”方面，基本都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可以看出领导人的魄力。而我认为，反腐败、反“四风”这些举措，是为公车改革，乃至以后更深层次的改革作了理论与思想上的铺垫，有了这些铺垫，公车改革突破有望。
青评论：我们注意到，以往的车改，是试点改革;而此次《条例》，则是一种全国推广的改革。
胡星斗：改革不能够片面地强调试点。如果仅仅搞试点，要么是谁试点谁吃亏，要么一些地方干脆将试点改革当成一种变相牟利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试点成功得比较少。我认为，这次《条例》的提出，意图在全国推广公车改革，时机很合适。
青评论：公车改革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它是真正触动利益的改革，在“三公”消费之中，公车消费最触及利益，因为只有公车消费是真正关系到官员每一天的生活的。李克强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公车改革在整个改革蓝图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可否说，公车改革“动真格”昭示着攻坚“深水区”的决心?
胡星斗：公车改革是“深水区”的“第一块石头”，如果公车改革能够落实，则能够为未来的改革奠定基础，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废除国有企业的特权、使其更加市场化，如何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薪水严格限制等;再比如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全面推行等。公车改革只是难中之第一步，可以提供一种范本，为其他层面的改革指路。
青评论：公车在中国不仅仅是公务交通工具，甚至不仅仅是一项福利，而更带有职务、身份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由此形成了一种公车文化。有些基层干部往往以有无专车来判断领导级别高低，一些科级干部想方设法挤占其他经费也要买专车。公车改革，不仅要改变公车的设置和使用方式，更要改这种官场文化，后一方面的任务似乎更艰巨。从行政伦理的角度看，此轮公车改革对旧有的思维习惯能否形成冲击，从而带来一种更清廉的风气?
胡星斗：它的确是在扭转行政至上、官本位的文化。意欲逐渐形成以民为本的、平等的文化，可从公车改革中找到起始点。现代社会，强调官员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去官本位化已成为此轮改革的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到推动公办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行政级别。这说明，本届执政领导班子有决心废除特权。先从公车开刀，事实上是在释放一个积极的信号。在公车“打头阵”之后，再逐步对其他特权方面进行限制，慢慢澄清风气，形成清廉文化。
青评论：公车背后的特权思想，其源头来自何处?公车改革如何能够澄清这种特权文化?
胡星斗：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官僚特权渗透了几千年，对当下的特权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而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背景下，资源按官职分配，使这种特权思想更加深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只注意市场化，对反官僚特权没有很好地加以遏制，官僚特权向市场各个领域蔓延，特权范围不断扩大，变得无所不在。形成庞大的公车队伍，与行政权力的扩张密不可分，而改革公车，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去行政化”，包括“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内在逻辑上、事实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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