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确权，短期内会把土地的成本显在化，加大农业生产成本。从长期来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造成“人地分离”的情况，为未来的土地流转兼并造成很大的法律问题。
现有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从长久来说，随着城市化和农民的凋零，农民人数会越来越少，通过自然调整达到扩大生产规模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三十年后，农村人口趋于稳定后，实行土地确权肯定要比现在好!
笔者今年有幸担任世界银行下属的“非洲农业研究论坛”的首席顾问(leading consultant)，对非洲土地制度进行了一些研究。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在非洲推行的土地确权制度基本失败了。现在世界银行开始反思这样的政策。非洲土地在传统的制度安排下，集体所有，村长按照人口状况在村内实行动态分配。但是一旦确权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变更需要到很远的登记中心，需要等待很长时间，花费很多经费，准备很多材料才能变更。这经常会导致农业耕作错过季节性。非洲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处于动态变化中，法定确权不一定是很好的制度。确权最好要等到农村人口稳定之后!
同理，中国的农村人口也处于快速变化中，很多人在转移到城市，留下来的在老去。如果现在确权，不一定是有效率的行为。对于农业改革，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
老年农民凋零后，土地自然会流转兼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问题包含了三个要素：粮食，农民，土地。农民和土地的结合，生产出了粮食。这三个要素描述了中国农业的三个基本政策：“以粮为纲”，“以民为本”，以及“农地集体所有”。这三者之间有时存在不一致。
传统意义上的“以粮为纲”，不顾一切满足粮食自给的政策，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以大规模补贴和价格支持为政策手段的支持政策，使得现有的土地生产力已经趋于极限，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了严重的农业污染：包括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等。
2014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为6.07亿吨，但进口大豆总量为7140万吨。看上去只占产量的12%左右。但是考虑到大豆的产量只有小麦等主粮的1/3。这就是说中国进口了耕地面积36%左右的大豆。粮食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所以中国政府改变口号为“保证口粮自给”。政策的改变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件好事。
当然，粮食安全需要维持，但是需要通过完全自给来实现吗?其实不然。国家在粮食价格政策上应该减少扭曲。按照市场价格，收购适量的储备粮。同时，应该学习欧洲的经验，把支持农业的补贴，以土地或者人头分发到农民手中。这样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补贴。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知道国家要“以民为本”。从农民角度来说，中国农村现在基本没有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已经转移到城市，或者在城市打工，剩下的基本是老人在从事农业。由于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差异，这些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大部分都会在农村慢慢凋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只有1个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养老送终问题。这才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应该支持每村都要建立养老院，由老人，集体和国家共同出资，实现他们互助养老，使这些农民在辛苦一辈子后，即使子女不在身边也能够在国家的照顾下有尊严地离去。
至于土地，如上所述，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在青壮年转移到城市，而老年农民凋零后，土地自然会流转兼并，农业生产规模自然会扩大。土地确权并不是急于现在就完成，最好等到农村人口数量趋于稳定后实施。
中国农业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农民，粮食和土地。对于农业改革，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作者系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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