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7日，巴基斯坦执法部门在首都伊斯兰堡郊区的一次大规模突袭行动，将跨国电信诈骗的灰色产业链再次推至聚光灯下。据多家媒体报道，巴基斯坦联邦调查局（FIA）与国家网络犯罪调查局（NCCIA）在古尔伯格格林（Gulberg Green）一处名为SPARCO广场的商业建筑内分别展开行动，累计拘留372名外国人，其中包括超过100名中国公民。

　　这并非巴基斯坦第一次打击此类窝点，但规模之大、涉及国籍之广，实属罕见。

　　一、两次突袭，两种罪名

　　根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披露的细节，此次行动实际由两次独立突袭构成。

　　FIA反人口贩运小组于8月12日晚间首先突袭了该广场，依据《外国人法》第14条对258名外国人立案，指控他们从事与签证授权不符的活动并运营呼叫中心。这258人中，包括170名越南公民、40名中国公民，以及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公民。FIA官员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持旅游签证来到巴基斯坦，但所从事的活动超出了签证许可范围”。

　　FIA行动结束后不久，NCCIA在同一栋建筑内进行了第二次突袭，拘留114名外国人，其中111人为中国公民，3人为越南公民，指控他们“通过在线不道德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两次行动合计拘留372人。8月14日，法院通过视频连线批准了14天司法还押。被拘留者随后被转移至阿迪亚拉监狱和阿托克监狱，其中205人被送往阿迪亚拉监狱，26人被送往阿托克监狱。巴方已明确表示，这些人的签证将被取消，姓名将被列入“黑名单”和“外国人管控名单”，最终将被驱逐出境。

　　这两次突袭行动在法律定性上有所不同：FIA侧重于外国人违反签证规定，而NCCIA则聚焦于诈骗行为本身。两种罪名相互补充，为后续的司法程序提供了多重法律依据。

　　二、诈骗手法的完整链条

　　根据FIA调查人员的披露，这个呼叫中心团伙的诈骗手法并不新鲜，但链条相当完整，分工明确。

　　嫌疑人通过网站、手机应用和社交媒体接触潜在受害者，使用女性照片和虚假身份建立信任。取得信任后，引导受害者投入小额资金，初期甚至会让受害者看到本金加小额利润的回报，以此建立“可信度”。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正是电信诈骗中常见的“养猪”套路。一旦受害者投入更大金额，嫌疑人便切断联系或直接封锁账户，完成收割。

　　FIA在搜查中查获了大量物证，包括印章、文件、制服以及与身份相关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被查获的制服看起来与中国警察的制服相似。调查人员正在核查这些制服是否被用于制造“官方身份”的假象，以增强诈骗的可信度。如果这一指控属实，意味着该团伙不仅从事经济诈骗，还涉嫌冒用执法机关名义实施欺诈，这将使案件性质更加严重。

　　FIA局长表示，初步调查指向一个有组织的在线欺诈网络。调查人员正在追查该网络的资金流向、在线平台及境外联系，同时排查是否存在本地“内应”。

　　三、从历史脉络看趋势升级

　　此次突袭并非孤立事件。巴基斯坦境内的非法呼叫中心问题已持续多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回顾过去一年的执法记录，可以清晰看到这条上升曲线：

　　2025年7月，NCCIA突袭了一个诈骗呼叫中心，逮捕149人，其中包括71名外国人，“大多数为中国公民”，该中心被指控“涉及庞氏骗局和投资诈骗”。

　　2025年9月，NCCIA向巴基斯坦议会通报，全国电子诈骗金额已接近30亿卢比，仅一年内就突袭了63个呼叫中心、逮捕450人。

　　2025年11月，FIA破获一起重大腐败案，NCCIA官员被指控收受非法呼叫中心运营者的贿赂。据报道，15个由外国人运营的呼叫中心每月向官员支付约1500万卢比“保护费”。这一案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部分非法呼叫中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不仅因为执法力量不足，更因为执法系统内部存在“保护伞”。

　　2025年12月，信德省内政部长披露，卡拉奇的呼叫中心已成为犯罪活动中心，大规模国际诈骗金额约达6000万美元。

　　频率在加快，规模在扩大。从2025年7月的149人到2026年8月的372人，一年间单次行动涉案人数翻了一倍多。这种增长态势说明，单纯依靠一次或几次突袭，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呼叫中心的蔓延。

　　四、犯罪网络为何选择巴基斯坦?

　　这个问题或许比“抓了多少人”更值得追问。 一个跨国犯罪网络在选择落脚点时，通常会评估三个因素：进入难度、运营成本和被打击风险。巴基斯坦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呈现出了某种“吸引力”。

　　第一，东南亚监管收紧，犯罪网络寻找新据点。 近年来，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电诈园区持续受到国际压力和执法打击。据中国公安部披露，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方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的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地区电诈犯罪开展集中清剿，妙瓦底KK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全部被拆除。菲律宾取缔离岸博彩运营商(POGO)后，部分非法网络也转移至巴基斯坦。东南亚的“挤出效应”已经显现，巴基斯坦正在成为犯罪网络新的流入地。

　　第二，签证门槛低，监管存在漏洞。 巴方官员明确指出，被捕人员持旅游签证入境，但从事了与签证类型完全不符的活动。部分中国公民据报通过“抵达前签证”设施入境，这一机制本为便利合法旅客设计，却可能被犯罪网络利用。调查人员正在核查签证审批流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有消息称部分申请人可能在未完成必要程序的情况下就获得了签证。如果这一情况得到证实，意味着巴基斯坦的签证管理系统存在结构性漏洞。

　　第三，成本优势与执法资源不足。 与东南亚相比，巴基斯坦的人力成本和场地租金更低，而执法资源的覆盖面有限。加之2025年11月曝出的执法系统内部腐败案，“保护伞”的存在进一步降低了犯罪网络被打击的风险，也为非法呼叫中心的长期运营提供了空间。这三重因素叠加，使得巴基斯坦在犯罪网络的“选址”评估中获得了某种“比较优势”。

　　五、中方回应背后的政策逻辑

　　8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严厉打击电诈犯罪，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同时，“中国积极开展打击电诈国际合作，已启动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期待各方与中方携手共同打击犯罪。”

　　这一回应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中方不护短，支持巴方依法执法。从政策层面看，这与中国近年来持续高压打击电诈犯罪的整体战略是一致的。无论是国内开展的“断卡”行动，还是与缅甸、柬埔寨等国开展的联合执法，都体现了同样的逻辑：电信诈骗不分国界，打击犯罪也不应区分境内境外。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1月，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与禁毒部部长纳克维，双方明确表示愿共同“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此次突袭行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双边执法合作共识的具体落地——尽管落地的过程看起来有些“尴尬”，因为被抓获的恰好是中国公民，但这也恰恰说明执法是“对事不对人”的。

　　六、全球打击电诈的制度化进程

　　此次事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由中方发起筹建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已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该联盟被定位为“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大会定于2026年9月在江苏连云港举办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期间举行。

　　据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姜国利介绍，该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而设立的。2023年以来，中国已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余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

　　将此次巴基斯坦突袭事件放在这个时间坐标中观察，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联盟9月成立，8月就发生巴基斯坦大规模抓捕中国电诈人员的事件。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目前尚无证据支持，但至少说明打击跨国电诈已从“外交表态”进入“机制化建设”阶段。当一个多边合作机制即将启动之时，成员国内部的执法行动反而可能更加密集——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在联盟成立之际，被外界视为对电诈犯罪“监管松弛”的地方。

　　七、几个有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案件仍在调查中，以下几个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次突袭的最终影响和后续走向：

　　第一，372名被拘留者中，最终有多少人会被定罪、多少人会被驱逐？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巴方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公布更多指控细节。定罪比例的高低，将直接反映巴方司法系统的处理效率，也将影响其他国家对此类案件的预期。

　　第二，幕后组织者是谁？ FIA查获的是“马仔”和操作人员，但谁在组织这些人入境、谁在提供场地和设备、谁在分配诈骗所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尚未浮出水面。如果不能追溯到组织者和资金链上游，那么打击就只是“剪枝”而非“拔根”。

　　第三，签证系统的漏洞如何补上？ 调查人员正在核查签证审批记录，包括提交时间、安全检查、审批人ID等。如果确有内部人员协助违规签发签证，这就不只是犯罪问题，而是系统性监管失效的问题。修复这一漏洞，可能比抓捕几百名操作人员更为重要。

　　第四，此类犯罪是否会继续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扩散？ 东南亚的“挤出效应”已经显现，巴基斯坦之后，下一个“新热土”会在哪里?这不仅是巴基斯坦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所有参与全球电诈治理的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跨国犯罪的流动性决定了，任何一国的执法松懈，都可能成为整个链条中新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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