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得势，有人说中央要抓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要取消个体户了。当时私营企业减少了50%，个体户减少了15%。在很多单位里，改革开放没人提了，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当时的局面非常严峻。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针对北京一些人提出的“问一问姓社姓资”，邓小平说：当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很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希望上海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他的讲话精神，通过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传达出来了。从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开始，皇甫平接连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四篇评论，第一篇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第二篇是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是3月22日发表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是4月2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针对北京铺天盖地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浪潮，皇甫平的文章驳斥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对于“皇甫平”这个名字，一般人都把它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1994年4月，我(周瑞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中，透露了“皇甫平”的深意。我写道：“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海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这便是皇甫平事件。
到1991年下半年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的鲜明态度。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随后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搜狐历史：您主笔写皇甫平文章有没有上层的沟通或者授意?
周瑞金：没有。上面当时给我看了内部的文件，虽然没有布置我写，我要写他们没有意见。我发表了几篇文章，市委一个意见没有，后来北京发起批判才引起市里重视，然后让我报告了写这四篇文章的经过，为什么不送审，因为规定是署名文章不送审，作为社论评论员文章送到市委。同时我知道这些问题和解释会引起不同看法，我想自己承担责任不要连累到市委，这些都写给市委。这个检讨就写过一次，给了三个领导，当时朱镕基调走了，我写给吴邦国、黄菊市长，还有管宣传的书记陈至立，三个人都是画圈，前两个人没有批示，陈至立写了一句话，说以后这类文章还要送审，就这样讲了一句。他们没有办法讲我错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错?没有错。
搜狐历史：既然没有上层授意，那您策划皇甫平文章时有没有顾虑?
周瑞金：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一辈子在做一个报人，我从60年代初就从事新闻工作，而且一直在党报，一个在上海市委党报，一个在中央人民日报党报，对中央精神的了解一直是有专业研究的。我经过比较以后，确实感觉到邓小平他的战略思想以及他的决策都是最正确的。邓小平89年就退了，苏联解体、东欧变掉了，在这样一个政治条件下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忧虑，那个时候邓小平能够出来指明出路，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那是非常了不得的大事。
其实新闻还是可以写出大案，你真正搞新闻专业主义，机会还是有的，就看你的魄力和总编的魄力，敢于拎着乌纱帽干，要这样的魄力还是能做得出来。我上复旦新闻系，当时讲的新闻理论很多我都忘掉，但是有一点我一直放到脑子里面，就是新闻记者一定要抓住社会紧绷的一根弦，这句话是苏联新闻学过来的，但是我记了一辈子。我当新闻记者要写报纸稿子一定要集中当前社会紧绷在那里的一根弦，对大家最关心的这根弦要在恰当时机出手，这样就会发挥作用。
搜狐历史：您的皇甫平文章当时有多大压力?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中央领导人有不同意见都到上海来，有的点名批判皇甫平，因为皇甫平全党思想搞乱了。我当然压力很大，上海市干部会传达了，后来传达稿虽然把皇甫平删掉了，但是批评还在。因为左派告状，我1991年就到香港《大公报》社长的任命延期。我90年底就知道这个消息了，我站好最后一班岗，不过没想到机票买好一个礼拜要飞香港了，结果中央组织部来问上海市委说有没有走掉，然后叫他不要去了，就这样子我被吊在半空当中，告别会都开了，工作都移交了，行李打包都准备好了，突然不让去了，压力多大可以想像。我1993年调到《人民日报》后才知道，中央组织部的人都为我打抱不平，感到这样对待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太轻率了。好在我一直在《解放日报》，没有影响我反而大家同情我，我还站得住，要是其他人怎么站得住?
后来到北京我才知道是谁把我撤掉。分管组织的领导人一个电话，中央什么文件都取消了，党内组织很不健全，这个对我打击是最大的。但是我相信我还是正确的，我要宣传邓小平思想不会错，这个我还很坚定。很快一年就翻身了，结果南巡以后我就评为优秀新闻一等奖，很快。我只有一年悲喜剧，皇甫平对我来讲悲喜剧。其中李瑞环不一样，李瑞环也到上海，他就明确表示支持皇甫平，但是他这个人很智慧，他说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是男的是女的不知道，不要急于给人家起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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