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在那个相对闭塞和比较纯朴的时代，老百姓也只是想吃饱穿暖过上安定的日子，朱豪三怀抱着治国安民和留名青史的理想，的确在真心实意地做事，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他的行为已经揭示了，政府组织是一个必要的恶。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完全开放和喧嚣浮躁的时代，人们的需求和思想已经多样化和复杂化了，官员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和包装起来，口是心非，阴谋诡计，如果没有公开的监督和制衡，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一边台上宣称反腐倡廉，底下则大肆贪污索贿，中饱私囊;他们一边主持着公共工程，大讲造福于民，一边虚报工程成本，把大量工程款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为了向上爬，一边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一边欺压和剥夺辖区的百姓。更有甚者，他们为了私利，实行愚民政策，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对老百姓封锁消息。事实上，政治已经没有任何神圣和神秘可言，政府官员也不过是一些人混饭吃的营生。是撕下政治的神秘光环，还其一个必要的恶的时候了。
余占鳌原本是一个靠力气吃饭的农民，他压根儿不想当土匪，却当了土匪，可见，命运捉弄人，形势比人强。他组建了新的杠子班，却遭人暗算。他没有杀人(包括他母亲的姘夫、九儿的丈夫和公公)，但朱豪三不去调查取证，而按照逻辑推断，却硬说他杀了人，到处捉拿他。他对朱豪三招降土匪的作法半信半疑，但在哥们义气的驱使下，与四奎一起受降，以为就此可以结束闯荡江湖、到处碰壁的生活，然而，当他目睹包括四奎在内的100多人名受降者被枪杀以后，毅然决然地当了地匪，要向朱豪三的官府讨还血债。他是被逼无奈，没有了活路，只有吃卡饼的一条生路。他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发生的，现实中很多恶性事件也是这样造成的。由此看来，何善何恶、何官何寇，并不是非黑即白、简单分明的。
余占鳌当了土匪，但良心未灭，与花脖子的土匪行径确有区别。他不会祸害一般老百姓，明确约束部下，“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也干了一些土匪的勾当，为了生存，也向一些大户勒索，要他们拿钱拿粮。这仍然是一种侵害他人产权的刼掠行为。就此而论，他是土匪，朱豪三剿灭他，也有其道理。他的亲人也认为他是土匪，四奎娘把他给的粮食全部攒下，要送到菩萨庙里给他赎罪;九儿从子女的前途着想，三番五次地劝他、逼他改邪归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向善避恶，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努力。
朱豪三和余占鳌从仇视、对抗、撕杀走向互信合作的过程，真实地再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这里既有客观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即日本侵略者成为包括朱豪三和余占鳌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也有人物本身生活实践的积累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当然，也少不了包括张俊杰、九儿等其他人的劝说和工作。
朱豪三剿匪的决心毫不动摇，要灭掉余占鳌这股土匪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用尽了各种手段，还是没有剿灭余占鳌，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从张俊杰及其他人那里听到，余占鳌与花脖子等其他土匪不同，不祸害普通百姓，他将信将疑。开始了对自己一些做法的反思，特别是他以小孩做人质，余占鳌为解救孩子，主动前往，束手就擒。他开始发现余占鳌是条有血性的汉子，也开始察觉自己的作法欠妥之处。促使他彻底转变的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复渠被日本人打败，苍慌逃跑，他为挽留中央军赵团长留在当地打日本向老百姓征粮1.3万斤，赵拿到粮食以后逃之夭夭，为此他的手下还打死了余占鳌的干娘。这样一来，余占鳌与他新仇旧恨，誓不两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大敌当前，他不能同室操戈，况且余占鳌又是他唯一可以联合的力量。于是在张俊杰和九儿劝说、激励之下，他捐弃前嫌，甚至接受了余占鳌的侮辱性条件，跪拜余占鳌干娘的亡灵，再加上余占鳌与日本鬼子鉴战，他出手相救，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
从朱豪三的转变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首先，早期的朱豪三作为政府公权力的化身，显得相当可爱，真实地而公开地揭示了公权力的两面性，既可为善，也可作恶。不像近现代的一些政府和政客，往往要把政府和官员该做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墜，同时又要给自己的恶行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其次，朱豪三作为执掌政府权力的个人，既是一个有为的官员，也是一个常人，他想建立一番功业，留名青史，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认知的偏颇，不仅不可能完全正确，而且犯了大错。这说明伟光正和高大全都是骗人的鬼话。第三，朱豪三是一个正直而明智的官员，他知道大小，懂得轻重，不仅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而且敢于放下架子，撕下面子，公开承认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最值得尊敬的。再看看现在的一些大小官员，除了争权夺利、贪污腐败，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为了架子不倒，面子不失，往往一错再错，背着牛头不认脏，错了也辩三分理，甚至凭借权力，把批评者打倒。与朱豪三相比，的确有霄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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