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期，英格兰的约翰·哈灵顿爵士制造了两个抽水马桶，一个给自己，一个送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他的设计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没有水阀，没有阻隔下水气味的设计，没有配套的管线。当时的贵族更喜欢封闭式马桶——将夜壶置于木盒内，盖上盖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欢坐在豪华的封闭马桶上，接见大臣。
1775年，第一项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专利才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发明。经过其后杰宁斯，克拉普尔，杜爱福等人的不断改进，抽水马桶变得方便而便宜。这时，经历了黑死病，霍乱等疾病的伦敦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地下管道不断拓展，抽水马桶替代了脏臭的便壶，粪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时，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饮用水源，这给霍乱病菌跨区域“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机会，反而促进了疫病流行。
直到19世纪后期，欧洲的流行病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加以处理，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
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1870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东亚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的变革而萎缩，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卫生习惯中。
解决粪便问题的现代公共系统肇始于欧洲，牲畜数量也是一个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很少有牛马等大型牲畜，而在欧洲，牛马的粪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于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马匹，它对欧洲城市造成的粪便压力远远大于人口规模相当的东亚城市。十九世纪末的纽约，大约有20万匹马，它们每年排泄的粪便数量高达40万吨。
【到哪里找厕所】
中国城市四处便溺的现象在1949年后得到极大改观。它或许得自中共领导人注重卫生的习惯。延安时代，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卫士李银桥会扛着铁锹走在身后。但中国解决之道与众不同，采取的是公共厕所和全民拾粪相结合。从官方宣传看，后者似乎曾起过更大作用。
1949年后，拾粪长期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1959年10月，刘少奇不但称掏粪工时传祥和他同为“人民勤务员”，还把13岁的女儿送到时传祥的队伍体验生活，北京副市长万里更亲自背粪。
在上海，1952年前，市区的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幺喝着到里弄收倒马桶。1958年开始，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积肥活动，支援农业生产。环卫专业队伍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阴沟内的人粪尿)，避免新的污染，动员居民的痰盂粪尿上车，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粪口，让居民倒痰盂粪尿。1960年，上海市静安区环卫部门在梅家桥建造一座综合厕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让居民倒马桶。
就在这一时期，雷锋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拾粪奇迹，在抚顺、营口每天拾粪300斤。19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学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粪的任务。
由于当时中国流动人口被抑制，加之全民狂热的拾粪热情。城市的公共厕所并不多，它主要集中在有围墙的单位。中国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单位的公厕成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化的标准配置。
除了办公区和居住区很容易找到厕所外，单位内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厕所。在1970年代，有些小城镇的单位招待所门前，甚至会有一口大缸，供晚上不愿打着电筒找厕所的住客小便之用。
当时的中国城市，虽然沿着街道很难看到厕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厕所却有诀窍：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单位大门，再找办公楼或招待所，厕所必在附近。
只有在体育场馆、广场等经常出现大型集会的场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共厕所。但在特殊时期并不敷用。北京在举行各种庆祝集会时，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可以魔术般长出很多临时厕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为此考虑而特制的沟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的临时厕所。必要时，临时厕所可多达123座以上。
1980年代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厕所依然是旱厕，虽然它们早已不再承担集中农田肥料的功能。1980年代末，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突然改善，厕所开始进入家庭，它导致单位在扩建居民楼时，大量拆除了公共厕所。
残存的公共厕所这时开始才普遍改为水冲式。其典型设计，是一条可人力控制冲水或自动定时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粪坑。到了1990年代，它才开始被蹲式马桶替代。
在城市公共厕所大幅减少的同时，流动人口却剧烈增长，公共厕所短缺成为频繁出现的公共议题。于是第一批收费公共厕所应运而生。不过，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依然难以看到它们的踪影。
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曾在《北京最后的粪桶》中介绍过北京掏粪工。几年后，北京公布兴建公厕计划，天文数字的造价曾引起外地广泛愤懑。初次从小地方来北京的人，亲眼见到的“厕所文明”，与如何找厕所一样，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厕所文明”的落差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比过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
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纽约的“厕所文明”落差，自然远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大都市有些公共厕所已进化到有免费手纸、擦手纸、烘干机，而多数中国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后冲水”。中国社会的“厕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许只有多数国民尚未养成进厕所习惯的印度略胜一筹。
硬件上，香港也许是今天世界“厕所文明”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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