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雷老虎与伯里克利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对“德性”的理解不同。
“德性”的古希腊原文是aretê，经罗马人的转译成了virtue，但在学者基托看来，virtue这个译法由于过于强调道德的维度，从而“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
aretê的本意是指任何事物的天然特长、用处和功能。比方说，刀的功能是切割，马的功能是奔跑，船的功能是在水上行驶，钟表的功能是准确计时。一把刀削铁如泥，那就实现了刀之为刀的功能，一匹马日行千里，那就实现了马之为马的功能，因此也就拥有了“卓越”(aretê)，成为一把“好刀”和一匹“好马”。
把“aretê”运用到人的身上，则会意味深长得多。古希腊人认为，一个实现了aretê的人，就是将“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优点”，这些优点包括道德、心智、肉体、实践，一句话，就是充分发展的人。
由此可见，如果说雷老虎只求在道德的意义“以德服人”， 那么古希腊式的好人追求的则是在道德、心智、肉体、实践全方位地“以德服人”。伯里克利正是这样的古希腊好人：当他率领雅典军士在前线英勇作战，当他与哲学老师阿那克萨戈拉探讨 nous(心灵)的意义，当他在大战前夕与副手探讨形容词的准确用法，当他在阵亡将士公葬典礼上发表震古烁今的演说，可以说，伯里克利 360 度无死角地实现了人之为人的 aretê。
他不仅实现了“卓越”，也成就了“幸福”，因为古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正是“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
说到卓越，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在古希腊，一个人是因为“卓越”而获得“荣誉”。古希腊人热切地渴求获得“荣誉”，他们对此从不扭捏。这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的“名气”有着天壤之别。在雅典城邦的熟人共同体中，由于“卓越”而赢得的“荣誉”总是与人们的直接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人们目睹你在战场上勇敢杀敌，耳闻你在公民大会上慷慨陈词，熟知你的日常操守，所以“盛 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古希腊好人提供的信息是“检验品”， 现代传媒社会中的名人提供的是“信用品”，后者的意思是，“你‘听说过’某人，这一事实是你认为他值得一听的部分理由”。可问题在于，现代人往往是甚至永远是停留在“听说”过某人，你久仰的只是他的大名而不是他的大作更不是他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古典的荣誉和现代的名气的最大分别。
4.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古希腊的好人同时也是好公民，但好公民不一定就是好人。
好人同时也是好公民，这是因为好人占有了“完美的卓越”(perfect excellence)，所以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好公民不一定是好人，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好公民只与特定的政体相对应。
不同的政体造就不同的公民，这个道理一望便知。仍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斯巴达的公民从小被教导，话说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他们相信战争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形式，战死疆场则是好公民此生最大的荣誉。与此相对，雅典的民主制则要求雅典公民依靠辩论和劝说来做出决定，培养他们思考、观察、理解、 怀疑、质问每一件事的习惯和性格。
雅典的好公民与斯巴达的好公民看似相去甚远，但他们都分享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本质定义：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作为自由人服从法律和政治，而且作为自由人参与法律和政治。
雅典学院。拉斐尔。图中正中间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与古希腊式的好人相比，中国式的好人不仅缺少智性和审美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公民”二字毫无关系。无论是雷锋、李素丽还是雷老虎，中国式的好人要么追求心灵的宁静，要么追求道德的完善，在他们的世界里，独独缺少政治参与的勇气和争取个体权利的视角。
把潜能发挥到极致，并最终成为你自己，古希腊的好人理想在今天依旧有着难以抵抗的吸引力。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要想成为好人，就必须首先成为好公民，这意味着你不仅应该拥有自由主义的权利意识，还意味着你应当具备共和主义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政治自由是获得心灵宁静的必由之路。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