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本质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斗争，只是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对抗。所以抗日的“民族”英雄，应该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英雄，抗日中的“汉奸”则是法西斯掠夺者的帮凶。用“民族”英雄和族群背离的“汉奸”，来表达反抗压迫者与帮助压迫者的行为，都不能体现其行为正义与邪恶的实质意义。为正义而抗日是真正的人民英雄，抗日战争中的“汉奸”受到惩罚，也非他们背叛民族，而是他们背叛正义。我们不是抵抗日本这个民族，而是抵抗压迫和掠夺。把抗日战争说成是民族战争，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民族械斗。将抹杀抗日的正义性。
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从民族情感中摆脱出来。对抗日战争反法西斯的内涵认识不足。反法西斯是正义与邪恶的交锋，并不是中日两国或两民族的对抗。没有这种认识，对抗日战争的反思，将增加民族仇恨，妨碍正义意识的树立和张扬。美欧则完全把二战看作反法西斯，而不是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战争，所以并没有把德国看作另类。而德国直到现在，还在追究纳粹的反人类罪犯。说明他们的正义意识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民族情感。
地域、血统、文化、团体情感可谓人之常心。它可以有，却应在正义之下。只讲情感，不问正义，世界永远不能摆脱丛林社会。江西人与广东人打架，江西人抱团对抗，如果江西人确实有理，便不是江西与广东的地域对抗，而是对与错的对抗。中国人民的权利利益如果确实受到侵害(不是指统治者而是指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奋起反抗，便是天经地义。但这不是“爱国”，而是爱正义、爱人权、爱公平。
三，“卖国”是一顶子虚乌有的帽子
当我们潜意识中把爱某种血统文化，或爱某种制度，或爱国家的某种地域范围(比如大国或帝国)，甚至爱某个领袖，当成爱“国”，国家就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国家的概念则产生变异。“爱国”成为一种容易走极瑞的动员口号，“卖国”则成为攻击对手、压迫民众、并且是子虚乌有的帽子。
林彪逃离中国，王立军进美使馆，是否“叛国”?离开这块土地，脱离某个国家有罪吗?他们或有其它行为，而构成犯罪，但与国有何干系?“叛国罪”从何说起?中国人想到国外谋生，为何成“偷渡”，并以此获刑?一个国家的制度，限制人的自由流动，是侵害人权。因为制度被迫“偷渡”，“偷渡”就是一种莫明其妙的“罪行”。中国人与外国人有通婚、交往，能说是“里通外国”?血统与文化互相影响并非固定不变。经济人际社会交往更是人之常情。用国的边界限制交往范围，也是侵害人权。“里通外国”何偿不是莫须有的帽子?“颠复国家”，国家能够颠复得了吗?你可以颠复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权，但你能颠复国家机器吗?你可以颠复一个国家的制度，但你能颠复这块土地吗?既然国家不等于政权，为什么“颠复政权”，要说成是“颠复国家政权”?是否一个很轻的罪，扯上国家，就变成很严重的罪?
李鸿章签割地条约，被认为是“卖国”。他卖的是谁的“国”?当然是满清朝廷的“国”，朝廷的管理地域缩小了。这些地本来就是满清暴力集团打出来的，送不送给他人是满清统治集团的事，与中国的老百姓有何干系?如果说他有罪的话，只是他没有问过被割地上的人民，愿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管理。如果外国人对老百姓更凶狠，他便有罪，如果外国人对老百姓更好，老百姓还要感谢他。所以凡是两个专制统治集团割城争地，只是他们的私事，与国有何关系?那来的“卖国”?
有人说，民主国家难道不要领土完整?就可以随便把土地送给他国?如果某块土地无人居住，当然民主国家不会轻易送人。因为土地是一种资源。但目前世界上除南极之外，几乎没有无人居住的土地。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领土，基本上是指有人居住的土地。有人居住的土地，土地的主人便是居住于此的人民。这块土地便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个社会体。他们通过民主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民主国家普遍的地域自治)，并认可某种契约，即认可某个国家。如果他们不愿脱离这个国家，国家的当权者能有权力把这个社会体送给他国吗?如果别国想用暴力把这个社会体纳入本国管理，这个社会体的人和这个社会体所在的国家一定会进行反抗。但这不是捍卫“领土完整”，而是捍卫这个社会体人民的民主选择权利。苏格兰闹独立，卡梅伦只能劝说，并用大家庭的情感来引导，却不能动用武力镇压，因为这是苏格兰人的权利。澳大利亚为留不留在英联邦而展开一场全国大辩论，赞成与反对的各有理由，说明民主正在缓慢却又不可逆转地摧毁传统的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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