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的精英主义自负，我不怀疑他们的知识谱系，只看作他们自足于一种阶级优势和技术傲慢，尤其在后极权社会成为一种利益计算，因此不再顾及贩夫走卒的权利呻吟。久而久之，这种自负的精英主义就走进了一种自我设置的语言幻觉和知识欺骗，由于江湖上有人成为自己的粉丝，因此，连自己也已经信以为真。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反智主义，因为走不出自设的知识假定体系，放不下知识王的幻觉，自身的知识架构已迅速钙化，成为了自身生命的奴役。有时候，奴役这东西的确能令人享受，不论他是知识王，还是市井无赖，都无法超越人性的局限。知识的激活往往需要成本，它来自现实中矛盾与冲突所造成的代价，而精英主义怎么甘愿去赴汤蹈火?米瑟斯说：“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辛劳所得瞬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无畏惧地面对不幸。”
没有人天生喜欢革命，也没有人天生热衷暴力。所有革命与暴力都不是孤立地从天而降，往往是现实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所以，精英主义没必要充当任何秩序保守的说客，每个人都有理性，但生命的鲜活本身也必须保有激情。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秩序是一种必要，但任何秩序不能化约人的尊严与自由。因此，一个人要成为人就永远不能放弃生命的激情，虽然理性可以作为一种常态。正是对于激情的保留才有理性的可能，也才能促成现实权力的收敛和妥协。任何精英主义无法进行道德质疑和行为邪恶的豁免，没有外部规约的精英都可以形成权力膨胀。实践证明，西塞罗说的没错，“人与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任何精英都不会是天降大任于斯，也不具有垄断真理和正义的资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法律契约而不是师徒。作为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不计成本地去冒生命之险，任何革命和暴力只是一种生命在存在意义上的突围，无非为生命和尊严寻找应激通道。现实中的生命有共同的本能，遇到着火会逃跑，遇到水流会躲避，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遇到压迫就要反抗。这种人类共同的本能反应，用不着什么形而上学和逻辑推演，它是生命得以存活和传承的必要条件。
康德指出：“无人有这个权利，强迫我们以他认为可以使其他人得到幸福的特殊方式得到我的快乐。相反，每一个人都有权用一种最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当然，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奋斗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无损正义。”今天，真正的知识面临着历史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摆脱后极权主义的恐惧笼罩，尽快还原生命本身的真实意义。一方面必须警惕精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合作，并刺破精英主义建筑的知识谎言，才能真实地还原我们面对的生活。因为精英主义既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历史遗产，也走不出一种既定的改良框架，并在纯粹知识体系和道义论证中就剔除了生命自卫反抗暴力的权利。这同样是对生命的压制，其精英主义的身份又妨碍了真理的及时出场，是另一种奴性的狂欢。精英主义散发的对于乌克兰和台湾学远的指责与恐惧，说明他们确有成为富贵的幻想，稍一得瑟就钻入技术理性的石榴裙下。其实，对于民选政权的绝对赞美和清官情结如出一辙：一种是技术崇拜的臣仆，一种是权力治下的丑角。只是对民主花翎的拥戴暂时遮掩了愚腐的马脚，但在生动的生命与自由面前，终于逃不过奴性的试纸。即便是民选的权力也只是一种相对的不得己，并不意味着代表恒久的全体意志。如果以此之义豁免其异化和背叛，民选权力也可能成为独裁。同样的是，程序正义只是弱者一种纯粹的知识愿望，而舞台上的权力则是活着的现实之王，既可以撕咬程序，也可以借程序自卫，还可以威胁利诱知识来摇尾乞怜。
专业知识的过于精巧不仅会老化自身，还会诱惑一批又一批犬儒尽情把玩和自慰，然后构筑自娱自乐的话语霸权，拥“技”自重。这时候，它已不承认生命得以行走的人间沃土，这同样是另一种乌托邦的知识暴力。在压制生命的傲慢中，它自以为是的纯粹理性、客观公正与专业训练，确确实实让我闻到了腐朽的裹尸的气息。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主义的遗憾，它还未能长大成人就已经急速衰老了，以至于连它自身也已经丧失了自辩自明的斗志，在面临民间社会的质疑和批判之时，已经遁回到观影识人的柏拉图洞穴。
奥威尔关于革命的异化有他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与制度底色，并不一定能够适应未来和所有国家和地区。精英主义重申奥威尔定理实际上是另一种犬儒主义，也是劝告民众放弃自由与行动的兴趣。但是，现实中不断面临的压迫和侵害无法证明社会自身的自行变革，也无法等靠知识精英的顶层设计，况且自由与行动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正如阿伦特所说，政治行动基本上不是促进社会福利的工具，而是人类显现一己本性的活动，政治参与不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消极负担，而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权利。人类要摆脱囚徒状态，就必须具有政治参与的兴趣，因为每个人已经无法逃避政治权力的笼罩，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政治参与中才能辨析各种承诺与谎言，并检验知识的训导及个人的生命经验，以便促进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政治参与并不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而恰恰是因为对政治权力及其人性的不信任。
知识体系是稳定和静止的，而现实充满了变化和冲突，甚至暴力和流血。尤其在生命的权利和自由被逼区得无处可走之时，生命的求生与应急本能便无法再耐心听从知识精英主义的教诲，只有在反抗中才能打开生存的应急通道。在惨酷的现实面前，任何正当的应急防卫都无法提前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只能行使弱者最后的权利。精英主义之所以劝告人们放弃这种权利，并不是他们的知识谱系，而是现实的利益立场。知识专业化之后已经形成了熟练的利益链条，只有把持住有别于“乌合之众”的技术层次才能赢者通吃。但在自媒体时代，人们已不是“乌合之众”，民智已开，勒庞正在谢幕，每个人都不再愿意沉浸在权力与文化的双重奴役中，每个人都想真实、自由地生活。边沁说：“我们实施的为摆脱我们被它们奴役状态的每一种努力，无非只是表明和确认他们对我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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