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东 日本向西
发布日期:2014-07-02 14:06:19 来源:《阳光》半月刊 作者:杜君立 编辑: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

  中国曾是日本的"心之故乡"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说,大约一万年前日本列岛才从欧亚大陆完全分离出来,"冰河期结束后,冰层融化,海水面上升,其结果形成了日本海,于是形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中国正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时期,大概是长江流域哪个小国的遗民逃亡到日本列岛,带来了水稻农业。"

  从"日本"二字的字面来说,意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无疑也体现了传统的中国视角。或者说,日本是中国的一种发展和延伸。海洋的隔绝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要晚于大陆的中国,因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中国竟成为日本的"心之故乡"。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台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

  汉字传入日本之前属于日本史前时代。徐福被认为是最早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他被日本人尊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中国史书记载,东汉建武中远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后来在日本被发现,上刻阴文"汉倭奴国王"。隋唐"第二帝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再加上航海技术的成熟,中日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甚至发生了正面碰撞。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爆发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以少胜多,击败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日本)水军。中国的获胜使日本逐渐被纳入所谓的"中华圈",从时间、文字、服饰、建筑到佛教文化,日本通过"中国化"步入到一种全新的文明。

  唐代的中国海船已经长达20余丈,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嘉值岛那留浦,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3天。在唐僧去"西天取经"之时,"遣唐使"也西游来到大唐"取经";相比唐僧来,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唐帝国时代的中国对日本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从此以后千余年,中国一直被称为"大唐"。

  "大唐"的蜕变

  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因此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从地理上来说,"中国"常常指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中原"地区。随着北方草原部落的崛起,中国文明中心发生南移,黄河文化被长江文化取代,北方中国逐渐蛮夷化。这种南北中国文明分野在宋代达到一个极致。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占据长江以北,南方汉人苦守的南宋帝国占据江南。虽然双方都以"中国"自称,但南方无疑要文明富强得多。在蒙古"黄祸"席卷欧亚大陆的13世纪,北中国很快就被蒙古铁骑荡平。但南中国抵抗蒙古征服的战争持续了整整51年,就连金哀宗都不由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崖山一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明末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无限沉重地写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不少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蒙古征服引发的难民潮,使中国文化进一步扩散到"中华圈"的外围地带;理学家李竹隐将理学传入日本,陆秀夫和文天祥更被树为武士道的英雄和神祗。当中国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之后,整个"中华圈"都感到岌岌可危,但他们与南中国一样,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不屈意志,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蒙古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蒙古入侵使文化的中国蜕变为暴力的中国。这场屠刀下的蒙古化过程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和彻底破坏。

  蒙古征服在日本之所以折戟沉沙,中国人(南宋遗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日本的历史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蒙古征服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来暴力侵略,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那个文昌锦绣的"大唐"已经不存在了,此后的中国是一个野蛮危险的蒙古侵略者。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戒心从此大大增强了。整个蒙古帝国时代,日本彻底断绝了与元朝中国的交往;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的马可·波罗,竟然以为日本人是白种人,并且离中国非常远,"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郑成功成为两国的"民族英雄"

  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进入明帝国时代后,中国也效仿日本实行海禁。正如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明帝国的海禁对象是日本,日本的海禁对象则是中国。明代中期,中日曾有过一段蜜月期,特别是兵库银矿发现以后,日本白银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货币来源。中日贸易往来一度非常频繁,16世纪中叶,持有幕府"朱印状"的日本商船达300余艘。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一把日本倭刀的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但民族意识强烈的日本对明帝国的朝贡体制提出挑战,导致日本最终被逐出中国朝贡体系。

  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断绝和严厉的海禁政策使走私泛滥,最终酿成可怕的海盗灾难。走私集团雇佣日本武士袭击明帝国东南沿海。在"倭寇"浪潮平息之后,刚刚统一的日本又发起一场野心勃勃的征服"大唐"(中国)的战争。"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日本"关白"(摄政)丰臣秀吉甚至提前将丰臣秀次封为"大唐关白",并"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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