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常自诩是上帝的宠儿，不仅如亨廷顿所说，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充裕、社会安康和政治稳定”，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自由的关注与保护程度，甚至连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著名口号的欧洲革命同侪们都望尘莫及。无怪乎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政制与社会之后感慨：“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国家。“霸权国家”、“国际警察”是后冷战时期对美国最为常用的称号;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及措施，让反美情绪高涨的各路原教旨主义者高呼：“美国正在中东播种仇恨!”的确，美利坚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独特的国度。美国鼓励多元价值、推行宪政制度、尊重法治理念、维护宗教信仰的国家特质，与其在国际事务上倾向于以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甚至武力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霸道”形象并存。但像米克尔斯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这样，在《右派国家：为什么美国独一无二》(以下简称“《右派国家》”)中明确把作为美国国家进步动力之源的这些张力归结为保守主义的功劳，倒不常见。毕竟，对于深陷两党政治拉锯战，但又因此得以从程序上体现民主政制特质、得以在多元博弈中达成近乎理性与公平的政治权力归属结果的美国而言，“右派国家”这样的定位，似乎显得有些冒险而随意。
政客们不愿意鲁莽地为美国贴上任何标签，既出于担心失去选票的顾虑，也出于在国际事务上难以寻求同盟的担忧。而大多数政治科学家们不愿意在其研究中把美国划归“左派”或“右派”阵营，除了因为觉得这不是一种能够客观看待美国的方式，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要归功于它尝试走出左右之争、尊重多元价值、鼓励社会多样化发展的持续努力。从这点上看，作为《右派国家》的作者，米克尔斯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这两位英国人的研究结论是极其大胆的。他们通过描述二战以来得以体现美国政制之多元博弈局面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此消彼长的政治竞争，来呈现一场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是如何在战后主导着美国的国家发展，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过程。这场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便是“右派国家”得名的缘由。米克尔斯韦特和伍尔德里奇已经不满足于把右派力量看做是影响美国的多元政治势力的一个分支，而是要通过回顾美国国家建制的保守主义根源、反映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宗教信仰与道德理想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凸显始终与保守主义价值相契合的国家发展理念与历程，来努力论证“美国本身就是一种右派国家”。他们义正言辞地发出善意的提醒—连许多美国人自己本身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
保守主义的生命力为何如此强大
《右派国家》为了在美国多元政治文化中厘清保守主义逻辑至少作了三种有益的尝试。第一，它试图从国家根基上阐明作为凸显美国之独特性与“例外性”的保守主义逻辑，主要指的是构成美国政治文化精髓的、以维护自由、权力分立、重视秩序、崇尚美德为核心特质的一系列保守主义理念。这意味着二战后的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从一种仅仅是美国人政治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发展为一场浩浩荡荡的“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并造就了1980年以来保守主义政党赢得了9次总统选举中的5次这样引人注目的结果，决非由于保守主义政党能够在政治竞争中长期占据优势，也并非凭借某段时期内保守主义的政策与战略能量就能实现的。在美利坚建国时期，开国者们(Founding Fathers)围绕州权与联邦政府权力之间的分配问题进行长达一百多天的辩论，就已为限制政府权力与政府规模的保守主义基调打下了根基。或许可以这样说，保守主义已经超越其在政治竞争与政策战略层面的旗帜意义，成为美国人通过始终对政府权力保持警惕、从而为实现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开拓空间的根本行动逻辑。据此，保守主义逻辑从本质上反映了“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而这正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
第二，《右派国家》试图通过对比分析二战以来为“自由主义”代言的民主党与为“保守主义”代言的共和党及其各自主导的左派与右派思想阵营的不断变化，以及对比分析保守主义在战后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不同发展态势，来显示保守主义逻辑在多元社会土壤中具有持续自我更新与变革的内在动力。就前者而言，深陷两党政治拉锯战的美国其实不像人们看起来那样分裂。美国式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力范畴，并不是在“左派”与“右派”之间严格划分意识形态界限的基础上加以确定的。相反，通过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描述的此消彼长的两党竞争，人们不仅能看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在范畴与内容上都十分广泛的保守主义体系，还明确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其保守主义逻辑是不以阶级划分而以价值观的确立作为归属的。因而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敢于自信断定：“尽管右派不一定在战线上获胜，但它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那样，正在营造气候。”就后者而言，与美国式保守主义在战后持续推进、更新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不同，欧陆“怀旧式”保守主义在欧洲发达国家日渐衰落，并促使这些国家转而走上带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道路。这意味着美国人并没有轻易地让原本起源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在当下接近枯竭的悲壮情景在美国重演。与进步的实用主义信条、爱国情结和多元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式保守主义，以其对“人类把世界改造得更好的能力”的信任和敢于在新大陆“重新再来”的决心与勇气，为自身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发展活力，也以此强化了美国的“例外”特质。
第三，《右派国家》通过描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自身在美国的发展轨迹，试图呈现出美国式保守主义力量在经历变幻多端的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愈发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如同所有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的价值理念会随着政治局势的瞬息变迁而产生或勃发或衰颓的变化一样，保守主义的理念与逻辑在美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二战结束后，保守主义从受困于反共偏执、反战文化与民权运动的压力，溃败为“美国人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到与民主党所代言的“自由主义”产生拉锯战并从中取得优势地位，到为了缓解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压力而不得不频走“中间路线”，再到进入21世纪在9 11事件的阵痛与反恐战争的爆发中，催生出以尊奉斯特劳斯思想的一批国内政要为代表的、更为强硬与偏执的“新保守派”，他们的影响使美国在国内政策与国际事务中一再陷入精英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困境，以至于使共和党在2008年的选战中将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富有魅力的新人”—民主党人奥巴马。美国式保守主义的思想历程与政治发展态势可谓跌宕起伏。但正如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所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左转，更不意味着民主党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治国理念就能使社会主义在美国深根发芽。也许，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把美国式保守主义在当下陷入混乱，归因于共和党在政策与战略的失误以及民主党获得更多的“好运”，有些牵强。但从奥巴马医改法案在四处碰壁中勉强得以通过，到围绕是否反对持枪的主题而引发的全美大讨论，再到新预算案未能达成一致以致联邦政府机构一度关门等等，这些在许多国家看起来根本不应成为问题，或者根本无需经历讨论，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荒唐现象，恰恰凸显了保守主义逻辑在其中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政制的内在张力。也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美国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可见，即便深陷困境，保守主义逻辑仍然努力地克服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尽可能地发挥其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根源性影响，与美国政治中的其他价值理念与政治势力进行持续博弈。“美国例外论”也在这样的博弈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依据。可以说，保守主义逻辑的浮沉使美国更显“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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