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暴烈得像五雷轰顶。我去参加了一个会，讨论北大的什么“燕京学堂”。会议通知写得太“价值中立”了，让人看不明白会议组织者到底想干什么。“燕京学堂”当然不看也明白，虽然说得高大上，要“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其实就“办班”、“创收”那点事，早臭一条街了。一个惯见不怪的事情，我倒觉得有说说的必要，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它有代表性;第二个么，读者看到结尾就知道了。
其他与会者们议论“中国学”、“国际化”、“苏某某书院”的时候，我一度跑了神儿，跑毛主席那儿去了。如果这“燕京学堂”的报告打到毛主席那儿，他会怎么批呢?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确走得太过了，教训应该记取。但话说回来，今天的知识精英走得是不是也太过了呢?
“向钱走”
这些年搞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知识精英卖力为富人鼓吹。1980年代他们光鼓吹没践行，之所以没践行，一是因为鼓吹的工作量太大，没时间忙别的，二是因为那年头的万元户实在没啥当头。就说当时很流行的养殖专业户吧，你要产出木耳，你先得往家里投入一大堆马粪，多味儿啊!再如趸西瓜，弄车“早花”或“蜜宝”堆马路牙子上，你得支张钢丝床日夜看着，俩月下来，人晒得跟“黑绷筋儿”似的。知识分子也许乐意在诗社里当“麦田的守望者”，像这种近乎重返五七干校、二次上山下乡的“先富”，还是算了吧。
因为光动嘴不迈腿，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较像知识分子，还延续着《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及其文友吟诗作文高谈阔论的传统，其实挺可爱的。不过，也正是因为没迈腿，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没几个进入“先富”一族的，这让他们的勃勃雄心从胸腔一直失落到了腹腔。他们以为心里的事只有自己知道，哪料到政治精英也心知肚明—只是“双英”就跟合计好了似的，嘴上净东拉西扯别的。
知识精英很看不起的政治精英，其实才是他们真正的知心人，比他们最看得起的西方人 “更懂”他们。1990年代以后，政治精英先是掀起市场大潮，请众多知识分子激情冲浪。知识分子到了漩涡一样的钱眼儿里，只剩了原始的生命呼吸，哪儿还有闲工夫发其他“杂音”、“噪音”啊，从前用嘴干喊的号子，像 “市场市场”、“私有私有”，如今直接落实为手脚的猛蹬紧扒拉。后来经济高速增长了，没下海的知识分子也拿到了“研究经费”，拉上窗帘聚精会神“凸显学术”。再后来，随着中国国运的盛大崛起，什么“长江学者”、“长城学者”，什么“百人工程”、“千人工程”，各种国家的投入名目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知识精英“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学院的”昔日形象，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
说知识分子从前像要饭的，实属夸张。可是说知识精英今天像要饭的，还真有点儿“照相写实主义”。如今阔得直冒烟的知识精英，跟要饭的都哪儿相像呢?一是手法像，二是眼神像。先说手法。马路边、地铁里要钱的一般带两件利器，一件是他手里牵着的残疾人，有的赤身裸体、缺胳膊断腿儿，惨不忍睹，另一件是肩上挎的小音箱，放的是如怨如诉的《江河水》。在这样的道德制高点和视听冲击力面前，确实有岿然不动的，但也总有乖乖掏钱的。知识精英去国库要钱也这路子，只是还没这讲究。他们捧着两页“国家重大××社科基金”申请报告什么的，对着接待厅的大镜子一通南腔北调、慷慨陈词，结论不约而同：不给钱文化会亡。
很难说他们是在行骗，因为国库保管员还兼着他们的辅导员，回回发钱的时候都不忘叮嘱他们下次把报告再整漂亮点儿：用PPT演示，英文肯定要有，再弄点数学公式、回归模型什么的。据说有位名校什么管理学的“学科带头人”通过东“演示”西“演示”，个人平均年收入接近了千万。自然科学看来也没少注水，我参观南方的某交通工具研究所，其负责人指着一个关键部件说，国家领导人来参观时拿着它问花了多少钱，他们说不到1个亿，领导人感叹道，其他地方也曾申请研发这个东西，开口可都是百亿。
再说第二点相像—眼神儿。知识精英见了钱以及权、势等代金券，眼睛马上就没了余光，甚至还没乞丐淡定呢。由这样的眼神儿统领，他们的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乃至所有的奔走营求，全围绕这“一体三样”系统工程学般地展开，连半个多余的废动作都没有。财富已不仅是他们的外部环境，也已成为他们的内心秩序，成为他们集体兴趣的焦点、个人奋斗的终点、理解大社会管理小世界的基点。他们的人生和心迹变得越来越枯燥单薄，就像纸币一样从一台点钞机跑步进入下一台点钞机。到后来，就像网上观察家说的，连长相都越来越接近“前台经理”了。
中国的市场化从经济领域膨胀到整个社会，财富价值观横扫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富贵不能淫”这持续了2000多年的读书人传统不数十年而全线崩溃。记得七八年前见某大牌学者，房子都买了五六套了，还一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嫌没“安全感”呢。
要说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首先也得是面对钱时能不能体现出来，刚一想到钱腰就挺不直了，这问题还怎么谈呢?
走到纽约，走回北京城
说回到“文化主体性”。记得1980年代起，名称的英译全国统一都用汉语拼音，但北大坚持民国范儿的Peking University。如今办个创收班，名字也非要起出司徒雷登的感觉来。在这点上，他们真不如当年的胡适、傅斯年先生。胡、傅二位对西方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大学的态度也许偏激了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夏志清、王世襄等人的回忆)，但他们要建设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那志气或骨气你不能不佩服。
面对此次质疑，北大有关领导又是介绍“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活动现场”，又是援引“哈佛大学校长去秋在新生入学式上的讲话”，听着就像肯德基炸鸡海淀分店的经理刚从路易斯维尔总部集训归来，时差没倒过来呢。前些时徐州某高校毕业典礼，教育部的领导、校领导和广大师生一色峨冠长袍，跟横店影视城拍古装戏似的，遭到舆论的哄堂爆笑。不过平心说，徐州的做法虽拙劣，比燕京学堂还是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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