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讲呢?“燕京学堂”，把在一手中国用英语讲授的二手中国就说成是“中国学”，不傻的都知道是忽悠，但其中流露出的殖民地文化心态却一点不假。这种心态，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中后期，盛行了整整20年，在美元(黑市)/人民币汇率达到一比十几时，在谁都想弄本外国护照时，在蛇头、纸婚、疯狂英语的生意真快疯了时，达到了巅峰。记得世纪之交的时候，北京开了个普普通通的文化讨论会，因为有几个外国学者与会，于是规定英语为“工作语言”，中国的发言者也必须说英国话，一位朋友不会英文，问能不能用中文，组织方说可以用其他外文，结果这位朋友只好用比利牛斯一带的语言对牛弹琴。
这六七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此消彼长，这样的心态逐渐失去了物质支撑，已没有原先那样的势焰了。许多个人和团体紧跟美元/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及时地将自己的“文化主体”从纽约第五大道顺风快递到了紫禁城一带。如此说来，“与时俱进”的那所徐州高校，比起没完没了还在Yenching Academy(燕京学堂的英译)的Peking大学，倒更有资格率先进入“211工程”。
走成人上人
回迁北京城的“文化主体”，与滞留纽约的“文化主体”，其实相同要大于不同：都是哪儿钱多就四蹄生风奔哪儿、哪儿得势就换上拖鞋坐哪儿，还是嫌贫爱富做人上人那一套。这套精英路线，在改革开放初、中期确曾以差距为激励，使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聚变成整个民族的日新日进，这没人否认。但同样没法否认的是，这一套过犹不及，合理性早透支成负数，走到了历史的反面。
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有多大的社会差距，就会造成多强的社会欲望，就得准备多多的资源来满足这欲望。精英主义路线一味地扩大不平等，强化等级制，其结果，官产学得以不断掠夺资源，牢牢垄断机会;而下层则(恕我套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输入性”欲望爆满，机会却少得可怜：靠逼着陪着子女头悬梁锥刺股以改变命运，靠3点钟揉面、7点钟开店而进入上层，其成功的概率已接近天天买彩票10年中大奖。受阻的欲望转化为自残性的焦虑、抑郁、狂躁、妄想，落实为同类间(他们只够得着同类)的摩擦、冲突、杀人、放火，基本还没对上层精英的人身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不过有着动物般直觉的上层，在自己翘腿撒过尿的地方嗅到了令人不安的危险，不少人赶紧排队申请国外投资移民。
排队的时候，精英们手捧于丹国学，批评“国人”太过“浮躁”，老百姓破不了“我执”，错过了“岁月静好”。他们也不想想，人民要都自得其乐，价值观上都不向他们看齐，就凭他们那样的吃相，怎么可能拥有百万千万臣民一样的粉丝呢?小胡同里的美少女又怎么可能不跟左邻右舍的美少男在春风里弹琴唱歌、眉来眼去，而心甘情愿走进他们的豪华卧室，跟一大口袋动物脂肪盖一床被子呢?
前面说精英路线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意思就是再这么干，社会就散架了。问题是精英们已经干习惯了，而且越干越上瘾，况且除了干这个他们确实也不会干别的。这可是个中国的真问题。
还是回来说士林。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士林。一度存在于效果图上的富丽堂皇、庭院深深、仿佛是专门培养当代贵族和跨国李天一的“燕京学堂”，是士林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士林的两极分化，有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官僚化的内部环境前拉后推，在近20年里愈演愈烈。士林上层的称呼上从传道解惑的“先生”、“老师”一变为周扒皮式的“老板”，再变为张宗昌似的“老总”。
那些念念不忘“规格”、“待遇”、“价位”的学术精英兼学术官僚，恨不能把自己和上司的办公室布置成养心殿加储秀宫：嫌老板台不够抒情，套间里再摆张电动席梦思;嫌电动席梦思不过瘾，再装口冲浪大浴缸。就连工间吃饭拉屎这类最容易跟群众假亲热的面子事儿，他们非但不干，还要把厕所分高、低两档，食堂分上、中、下三等。仅仅跟群众拉开“档次”还不够，他们还要用辱骂群众、折磨群众来强化自己的成就感。这些小时候连县城都没去过的苦孩子，如今脑满肠肥样，富贵荣华相，终于混成人上人，让他们每天当几分钟人民，对群众和颜悦色一两回，那不但是对自己十年寒窗的背叛，也是对领导多年关爱的亵渎。我真纳闷，他们成天忙乎“反和平演变”的这课题那项目，怎么不先就近研究研究自己是怎么从白毛女畸变成黄世仁的呢?
接下来，北大精神还是燕京学堂?
将“精英经历”、“世界领袖”之类写入燕京学堂广告词的北京大学，的确很容易跟街上的“大富豪宾馆”、“维多利亚削面馆”混为一谈。论境界真是一模一样，论趣味还不如有些铺子—引我家附近一家小饭馆的楹联：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泡泡脚，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不过，北京大学又真有卓尔不群的另一面。知识分子对眼皮底下的不公普遍噤若寒蝉甚至同流合污，早已习惯了在沉默中灭亡。而北大的一些师生这次又挺身而出，选择在沉默中爆发。这才是令人神往的北大精神，这才像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贤呆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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