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与右，是一个比较陈旧的政治学命题。这个陈旧的命题，已经被技术化的改革严重模糊化了。一个简短的思想史叙述是：左与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支持王党与反对王党的人，分别在议会里坐左、右两边的位置，中间是折中派的位置。后来，左与右在扩展性的意义上使用。“左”被定义为采取激进的方法，主要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方法实现政治目的的进路;“右”则被定义为尊重既有秩序，在自由与权威之间达成妥协，反对激进革命的政治取向。现代意识形态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书写的历史。
当今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出现普遍的左转倾向。从政治观念上看，左翼意识形态的重建尝试获得了相当反响，以至于右翼意识形态的理论溃退，成为相形显现的现象;左派政党登上国家权力的舞台，推行左倾色彩鲜明的政策。社会公众的左倾情绪，似乎也有显著的增长。
奥巴马的民粹主义
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三个指标：第一，国际政治理念的普遍左倾，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第二，在制度建构上，人们重视1970年代被普遍认可的福利社会理念;第三，国际社会普遍的群众政治行动背后，潜藏着的政治理念是左倾的。这需要从三个不同角度具体观察和分析。
首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的左转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具有国际领袖地位的发达国家带头左转，构成国际社会左转的显著标志。在发达国家阵营中，英美两国的取向具有象征性意义。德国、法国则对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具有标志性作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一向是复杂的。但近期的左翼政治倾向，令人瞩目。以“改变”为口号登上总统大位的奥巴马，毫无疑问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民粹主义冲动。在他陈述自己政治主张的《我们相信变革》一书中，奥巴马提出了明显带有左倾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展现的那种社会底层意识和明显的社会主义动员方式，是美国这个历来显得右倾的国家一个显著左转的标志。
奥巴马在该书中说，“现在是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了。让更明智的政府为我们铺平道路，为美国的未来进行正确的投资。我们肩负着创造新世纪的重任。我们应审视政府的方方面面。我们无法忍受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不合时宜的计划。我们的政府将对民主敞开大门。我们将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数据，利用技术手段使收支更加透明。我们将欢迎美国公民的贡献和参与，克服官僚主义，以确保每个机构都达到精简标准。我们将让特殊利益集团明白，他们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美国人民并非21世纪的难题，而是解决难题的答案。”
其实，这不过是对接此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执政理念而已。当年，克林顿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大力提倡所谓“第三条道路”，以再次聚集西方社会的左派力量，重整左翼政治的声势。随着奥巴马的执政与连任，共和党的右倾思维与民主党的左倾思维，很显然在美国社会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交替。
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年历史上，奥巴马罕见地以从未有过的底层逻辑、道义逻辑治理美国社会。正是这种政治倾向，决定了他对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资本集团的憎恶心理、批评谴责和征税政策。但奇怪的是，奥巴马这样对准资本猛烈开火的人，在美国社会竟然赢得广泛的欢迎和赞许。其实，资本是贪婪的、权力也是贪婪的，都是贪婪。奥巴马不是基于权力贪婪，就不会竞选总统。资本家对利润全无追求，也就失去了阶层特性。两者之间谁也没有理由谴责谁，或者必须同时接受谴责。但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基于道义的谴责，似乎就有些悖于常理了。但正是美国这样一个对权力、资本与群众都富有警惕性的国家，由奥巴马开出一个由权力驱动、动员群众谴责资本的局面。这种左倾做派，实在是开美国左倾政治新局面。
英法俄的左转之势
在英国，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就强大到足以作为一支政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1980年代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轮右倾改革，以非国有化的基本态势，将英国重新推向私有化经济的道路，试图医治20世纪左倾政治导致的“英国病”。但英国的左翼实力之强大，远非撒切尔夫人可以一力矫正。英国人从费边社会主义开始，到上个世纪末期，一百多年来，工党都一股劲地沿着社会主义的跑道快速地奔跑。同奥巴马这样的西方左倾政治领袖一样，英国的左翼政党领袖总是以敌视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公平为己任。他们总是承诺一种旨在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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