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尔说：“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东西。这种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对自己也对彼此负有义务，良好的社会支持该社会中个人所作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立足之地。这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需要一种政治形式，以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既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以创造条件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
这样的话语，与奥巴马的宣誓何其相似乃尔!英美两个国家的左倾转向，非常明显，无需过多的辨析，可为人们感知。
至于法国的左派意识形态之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倾向，是一个无需太多口舌就可以确证的事情。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一以贯之地以其左倾的做派，对法国左翼激进主义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奥朗德是一个政治经验很少的左派政治家。“扩大带薪假期、削减法定工作时间、扩大社会保障，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正是奥朗德心目中亟待恢复的‘法国梦"。而谁都知道，法国的问题恰恰是社会福利太多，激励工作的措施太少。不过左倾的法国政府从来不考虑财富来源，只重视财富的分享。这是社会党前总统密特朗就已塑型的法国左倾政治风格。
发达国家的左转，是被宪政体制规定了限度的政治变化。因此，发达国家左转的极限，也就是中左而已。否则，发达国家就不得不处理政体重构的严重问题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政治局面尚未出现。但这种左倾政治的浮显，无疑与发展中国家的左转，构成一幅国际政治普遍左转的总体政治画面。
转轨中的俄罗斯，大有重回左倾激进政治状态的势头。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引人瞩目。普京认为华盛顿规划的世界新秩序毫无前途。真正有价值的是“国家主权的神圣原则”。这种政治主张，正成为普京在国内游刃有余地进行政治动员、获得民众极高支持率的重要支柱。
东欧拉美亦不例外
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因为经济发展困境，出现明显的左转现象。转轨初期，这些国家多由右派政党执政，因此，在无力扭转经济发展颓势的情况下，纷纷丢掉政权。
由于欧债危机久拖未决，去年以来，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麻烦不断，部分国家经济甚至出现了“二次衰退”。为了走出经济困境，政府都实施了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增加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和养老金，造成失业率高涨，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东欧国家政府在这一时期都是右翼政党执政，他们的支持率因此大幅下滑。而左翼政党凭借提振本国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的竞选纲领，以及加强政府调控、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平衡的政治理念赢得民心。
至于上个世纪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的拉丁美洲，整体的左倾，已经不是近期出现的事情，而是近十几年的整体政治趋势。拉美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创造经济起飞奇迹的时候，就已经由左倾的“依附论”将其打入了不健康发展的深渊。果不其然，拉美在上个世纪结尾阶段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批判，就趁势而起，将国家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自利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于是，国有化运动兴起并兴盛起来，作为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害拉美利益的趋同性选择。左派政党轻易地赢得国家权力，并且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直接对抗。传统的极左政权及其领袖人物，成为拉美的政治楷模，新生的左派领袖对之顶礼膜拜。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极左体系，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的左倾政府，牢固地掌握国家权力。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左派国家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甚至在政治上也刻意凸显拉美的左派立场。曾经由军人政权主导的拉美经济腾飞，一下子转变为左派政党专政的拉美格局。
与转型国家和曾经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左转不同，世界上存在一些自二战以后一直处在极左政治局势中，尚未发生任何改变的左倾激进国家。亚洲坚决抵制现代转型的朝鲜，堪称代表。拉美的古巴，则是另一个老牌极左国家。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退出了国家的领导岗位，劳尔·卡斯特罗努力推动改革，但总的说来，古巴还是世界左派人士向往的代表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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