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应是致力于拓展社会中层空间
我曾很自负地说过一句话，“我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精神”。这句话说出来后，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对得起这句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精神究竟是什么?最近一次我在深圳跟朋友聊天，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是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或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中层空间。社会结构中层的成长和自觉，应该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最高精神。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个最高精神在最近的十年被打压得很惨。最近两年以来，这个最高精神基本上溃散，大家都去过日子去了。
在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知识分子下海时都有一个目标，先挣钱成为中产阶级，然后再致力于拓展社会的公共空间。就是说用一个社会学结构来划分，我们想让社会上层、中层、下层三层结构中，上下两层尽可能小一点，中层扩大一点，成为一个橄榄式的社会结构。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自由精神才能在社会上扎下根来。如果上层和下层太大，而中层特别脆弱、特别薄，是纺锤式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自由和民主是没有土壤的，任专制滋生，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常识。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大家一起致力于拓展中层的空间。但很可惜，这两年中层空间越来越小了，大家还是变成了要么你挤上去，要么掉下来。在这么一个社会结构里生存，不仅仅会感觉到物质生存的压抑，而且还有一种精神的压抑，这是我对时代最高精神的理解。
时代精神的书写者非常少
我发现，能够为这个时代精神背书的媒体和写作者非常少。比如要在家里的客厅放书、杂志和报刊，我们不可能放一张《人民日报》，大家肯定觉得如果在家里放一张《人民日报》是很怪异的，这说明《人民日报》和一个家庭、中产阶级生活之间的距离。当然也不可能放一本《北京大学学报》或者放一本《社科院社会科学学报》，这说明书斋的生活或者书斋里的学问跟社会的中层结构有距离。但我们可以设想，我们的家庭客厅里可以放一本《国家人文历史》、放一本《三联生活周刊》、放一本《南方周末》，放这样老少皆宜的。这是媒体。
图书也很有趣。作为时代精神的观察者、记录者、见证者，应该让社会中层、中产家庭看他们的书。我希望客厅里的读物，更多是文史类的读物或者精神思想的读物，但肯定不是雅斯贝尔斯的东西，肯定不是像黑格尔、康德的东西，这是年轻人或者学生应该读的东西。客厅里的读物是要跟父母、孩子一起读的文化历史等常识性的东西，是由我这样的写作者来承担的。所以我这几年的书，无论是《非常道》、《家世》还是《人间世》，都希望能够让一家人一起读或者轮流读，这样才能夯实家庭联谊的公共空间，更不用说社会的公共空间。
修齐治平与士农工商对应什么
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观察角度。任何事、任何现象都可以上升到康德说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先天综合判断”在中国文化层面，就是时空四象，时间的四象是指春夏秋冬，空间的四象是东南西北。以前都以为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单线的演进过程，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一个单线的，而是一个自我闭合的圆满。比如“身”代表个人，个人在中国的先天时空的四象里放在春天，放在东方，所以个人永远需要生发、发展，这是一种状态;然后是“家”的层面，个人无论是单线走，还是按照社会模式走，注定是要走向“家”这个层面的，“家”在四象里代表南方、代表夏天，“家”给我们的理想感觉永远是光明的、温暖的、亲切的;然后是“国”，在秋天和西方，既是收获的，也是收敛状态，也是秋风肃杀的状态，这是“国”给我们的感受;最后是“天下”，在北方和冬天，这是一种感受。也就是说每个人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时空的完整，在这个意义上才是世界性的。“世”指时间，“界”指空间，家人、家国、天下一个都不能缺。如果你的关怀、精神触点缺一个维度，时空就坍塌了一个维度。人生百年中，如果这四个方向缺一块，你的时空就坍塌了一块。
中国人常说一个概念——士农工商。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统治阶级、专制者分化中国的百姓，分化成士农工商，让百姓不能成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丰富的人，这是专制政治对百姓身份的设定。比如，“士”放在北方冬天状态，所以士大夫天然有天下观念、天下情怀;“农”在东方、在春天，是农民阶层、农民身份占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工”代表分工，工人也代表工业和等级、产业的分工，所以看中国近代以来轻工业发达地区都是在南方，南方是打工者的天堂;“商”在西方，“商”有产权有利益，也能够义无反顾，这是西方精神的精髓或者灵魂。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对产权问题搞不清楚，是因为中国跟西方精神很大距离。这是士农工商层面。士农工商之上之中就是官，就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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