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思考开始于50年前
和通常认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0年代末不同，胡德平通过整理和研究他父亲胡耀邦的资料和相关党史，认为这个改革的起点可以推到更早一个时期：伴随着中国学习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党内就有些人对中国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胡德平和他父亲胡耀邦接触最多的是文革时期，1965年团中央改组时胡耀邦靠边站且被打倒，随后被“解放”了。毛泽东让胡耀邦参加九大之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胡耀邦分在一组里的人还有江青、谢富治、李作鹏这些文革加时掌权的人。
胡耀邦在1969年3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党的九大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可以结束了，全民所有制其实是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应该支持地方兴办企业、社队办企业。当然，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信。
胡德平说，除胡耀邦外，还有一些人，比如当时主张继续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刘少奇、赞成五大经济成分的张闻天、赞成农村包产到户的邓子恢、对于国际问题、共产主义运动有思考的王稼祥，都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建议。
胡德平因此认为，应该把改革的界限提前。
胡德平有个同学叫俞敏声，是俞正声的哥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郑非迟，郑非迟的父亲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叫郑云山，他在1950年代末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想法，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成长论》，主张社会主义建设要不断积累、不断丰富，不要大折腾、剧烈的社会变革。
郑云山当时在军队里是书记，李先念是副书记，毛泽东知道他在写东西，就在会上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很顽固，写各种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东西，当然他还是有功的，希望他停笔。
胡德平还列举了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名字，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要求。
胡德平认为共产党内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推动改革的人士应该出得更多、看得更远，对人民的心愿愿望能更了解，使得达成共识、明确方向，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文革中，胡德平听父亲谈了很多想法和观感，虽然胡耀邦一度也很悲观，但是他很快活，他觉得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全党面临的问题，整个民族是一个大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在这个大潮流下，他不能反潮流，但他愿意抗潮流，他愿意独立思考。这个给胡德平的印象非常深。
现在，胡德平思考的是，为什么他父亲胡耀邦这代人，能够正确地评价和否定文革，而且拿出那么大的精力、热情和生命来推动这个事业?他觉得父亲他们在中国革命生死荣辱的关键时刻形成了特殊的精神特质和内心世界。
按说，胡耀邦初一还没读完，学历比现在的领导人要低得多，见识和阅历都非常有限，却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提出改革。胡德平反复思考的结果是，胡耀邦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寻找出路，也就是为人民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宽。
改革有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胡德平拿着IPAD，在几个场合向听众展示胡耀邦在1937年的延安的8幅照片。那时国共已经合作，胡耀邦穿上了国民党的服装，戴了青天白日的帽子，是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誓师会上，宣誓忠于中华民族，忠于国民政府，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
但是1937年正好是红军建立十周年，大家穿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但是很多人都戴上红军纪念章来照相。
胡德平觉得这些照片和胡耀邦给深圳的题词“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很有关系。“大家都在全民抗战，你还搞阶级斗争，还要打倒地主?你就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方法不变，你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了。如果你立场变了，已经完全变成国民党了，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建国。”胡德平说。
胡德平整理胡耀邦的一些讲话和文件，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关系，他发现他父亲从来没有使用“什么什么专政”的字眼，哪怕是被迫写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强调“民主与法制(那时还没有使用‘法治’)”。
胡德平也曾向吴敬琏教授等人请教过，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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