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搞改革开放、搞农村承包、国有企业承包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还是起作用的。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也是用一种新的制度经济学来搞改革。
胡德平说，所谓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改革中强调生产关系、所有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比如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经营权归农户。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使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一步怎么改革，胡德平认为还离不开制度经济学。比如在制度经济学中说的全民所有制，现在我们把它搞成国家所有制，把国家所有制又搞成垄断所有制，垄断所有制又和老百姓无缘。
他认为这也在改革之列。一方面市场经济要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的若干成分、基点应该保持。让全民所有制真正为全民所有，相当一部分利润应该归于全民社保、全民医保，让全民觉得全民所有制真正给自己带来益处。
他指出现在为什么土地越来越贵，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这跟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和学者没有把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当做一回事有关，把集体的也看成是国家的，只有国家利益，对村子该拆就拆，该搬就搬，且说“没有强拆就没有现代化”，这就是对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的蔑视和无知。
胡德平觉得口头宣传和实际“相差十万八千里”，应该尽量缩短它的距离。“如果说制度经济学是成立的话，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应该同步。”
胡德平说，有个“底线”，我们的改革才不会出问题，现在有很多做法是没有想到老百姓的利益，社保就长期不搞，工人就可以随便来买断工龄下岗，在征地问题上群众性事件激增，“如果一亿一亿农民在失地的话，我们的改革成什么了?”忘掉了出发点算什么改革?
胡德平8月18日在广州一下飞机，就和北京大学校友会见面。20日，他又和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发现他的同学和校友绝大部分都改行做企业了，他为自己回到历史学很庆幸。有人说当代史难做，但他认为好处是资料丰富。
校友们都叫他“学长”。在学长面前，北大校友们都坦诚相向，犯不着说假话。民营企业家这些年下来越来越觉得不如当年“威”，一个投资几十个亿的有实力的企业家，居然说他现在没有心理优势。中小企业主因为经营不善，最后还不如下岗工人待遇好。
民营企业最大的困境是贷款难，税负高，企业环境和政策差，一位和胡德平相熟的企业家花了几千万元收购估价一个估价几百万元的小型国有企业，被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一次被关进农村的一个地方好长时间，幸亏胡德平得知，胡德平还找了胡锦涛，胡锦涛当时还是常委，不是总书记，最后放了人，事后证明被抓的企业家是无辜的。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些人就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谁能还20%的利息?一个企业家被逼无奈，移民海外注册公司，立马在国外获得一亿元的贷款。
胡德平在宁波遇到很多民营企业家，见面先问：“走吗?”移民也意味着财富逐渐转移的过程。企业家告诉他，企业家、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基本构成社会中坚的人士，40%有移民意愿或把子女送外国外读书。胡德平连连说“这是最大的悲剧”。
他们告诉胡德平，最大的不安来自对中国前景的看不清，没有安全感，他们走了很多国家，发现很多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这件事上比我们国家做得要好得多”，贫富差距很小，大部分的人是中产阶级，他们心态上很富足，没有我们这么急躁。
我们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感觉没有保障，老百姓不敢花钱。包括台湾、香港社会福利支出差不多占到整个产业的百分之十七。胡德平觉得应该承认美国的医保社保做得比较好，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人家学的是我们的制度嘛。”他说。“北欧说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报纸现在说以色列也是社会主义色彩很浓的国家。”
胡德平在和北大校友会、民营企业家座谈以及在学而优书店、南国书香节读者见面会等多个场合，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历数了很多亮点，比如终止和否定文革、农村改革、真理标准的讨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提拔年轻干部、特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引资、GDP的增长等等，但他追问整个改革一以贯之的出发点、目的性和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