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闭幕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为全球经济勾画一幅不确定的前景，鉴于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以及“二次探底”的威胁，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誓言，在必要时将动用更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消除经济陷入停滞的风险。然而，对于造成当前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不平衡的根源，这些大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并未达成基本的一致意见。这意味着，他们开出的药方很可能又是一纸空文。
这使人不由得联想起不久前的达沃斯论坛，不过我想要讨论的不是各国政要和财经大佬们在论坛上的言之凿凿，而是另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的警世名言。已年逾84岁的乔治·索罗斯在今年论坛的一场私人晚宴上宣布，他将正式退休，未来将全身心投身慈善事业。我觉得，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格外有必要听一听这个被称为“金融大鳄”的投资家对这次金融危机及其性质的看法。
“反身性”与金融危机
这把我们带到了索罗斯的核心理念———reflexivity(汉语中较多地被译为“反身性”)面前。用他自己的学术性定义，所谓“反身性”，即“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正统经济学普遍信奉的是所谓“有效市场假说”，它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平衡的有效机制，但索罗斯轻蔑地将上述想法斥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相反，他认为金融市场总是在扭曲地反映现实。金融市场不具有趋于均衡的倾向，反而有生成泡沫的倾向。传统理论认为市场基本面与价格之间是单向的线性关系，基本面是因，价格和意愿是果。索罗斯则将它们视为一种“环形关系”，即基本面影响价格和意愿，而价格和意愿反过来又会影响基本面，这里面会形成一种正反馈。索罗斯因此断言：“我的看法是，市场几乎总是错的，但总能自我确证。”
然而，一旦过了某一点，这种自我加强的正反馈循环就会变得难以维持。
2007年之前的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并促使市场参与者相信房价总是会上涨;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只要房价继续上涨，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晦涩难解的金融工具就确实配得上“3A”评级，这些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最终，“超级泡沫”无法再持续下去了。
在索罗斯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是一场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指美国和英国)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但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便是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破产以及“反身性”理论正确性的最好验证———
索罗斯认为，这个泡沫从1980年起就不断累积，它的罪魁祸首正是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危机最初是由许多小泡沫组成的，但每次发生局部的流动性困难时，金融当局都会出手干预———照顾出问题的机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推动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传统经济学称之为“道德风险”)，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越来越大的交易，而它又推动了信贷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将一些局部的泡沫一点一点吹成一个超级泡沫。当新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此轮“超级繁荣周期”失去了控制。最后，甚至连评级机构也依赖合成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因此，监管机构不能指望市场的自我纠正，政府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过大的责任。索罗斯认为，为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剧变，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
索罗斯的悲观预言
在金融界，索罗斯可能是第一个准确预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性质的先知。早在2006年1月初，他就警告说，美国经济即将出现衰退;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索罗斯进一步确信，多年来自己一直预言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到2008年1月，在雷曼事件爆发之前半年，索罗斯便公开宣告金融危机不可避免。而且这一次的危机与“二战”以后每隔4年到10年就会发生一次的局部和边缘性危机存在着本质不同，由于发生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核心地带，它将是6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去屡试不爽的药方也将不再奏效。而在当时，就连本·伯南克都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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