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有些阴谋论者的不靠谱还体现在，对上至政府部门下至私人组织的一切机构都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怀疑。
10.如果某些阴谋论者对自己的论调深信不疑，拒绝一切其他可能的解释，对他不利的证据就视而不见，大肆地去搜寻只对他所谓的事实有利的证据，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错的，而且这所谓的阴谋也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阴谋论不为解释别人，只为说服自己
《新周刊》：你提到，初到美国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你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除了“卢刚事件”，还有一件呢?
彭凯平：初到美国那一年之后，原本渐渐趋于理性的中国宣传开始出现一些“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好奇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相关的资料，发现那些所谓的“中情局八条建议”之类的观点，最初是德国间谍针对苏联讲如何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策略，后来演变到被美国右派的反共分子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阴谋，后来又演变成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
我经常讲，有些所谓的精英连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说外国人怎么想、怎么对中国实施阴谋，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不懂就说”更无耻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要这样说，来迎合一些情绪，赚一些昧心钱。
我有一些同事、导师和学生是美国对华问题的专家，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成为同事的肯尼特·莱贝托，他是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他说美国政府都是很短视的，因为四年或八年就换掉了，要坚持不懈搞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美帝对华阴谋”的说法，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很少谈阴谋论，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阴谋要实现出来，一定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非常长久的隐蔽的活动，但在美国这种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很快就被揭发出来，要维持这样的阴谋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国人不太信这种阴谋。
但美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民兵、跟两党政治没关系的反政府的小党，喜欢宣扬阴谋论，认为执政两党是为资本家服务，编造一些故事。顺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看了好多国内的“阴谋说”，都是抄袭美国的反政府组织和民间邪教团体的说法，包括《货币战争》也是抄袭的，但符合我们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地抢过来了。
《新周刊》：如果你不赞同一个阴谋论，阴谋论者也可以反问：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凯平：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不知道”——问题是，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会说是领导说的，领导说专家说的，专家又说领导说的，一头糊涂账算不清楚——没有做学问的考据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考证：他从哪儿来，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这才是科学态度。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只说有没有。我有时很忧心，我们多少年不提倡批评、独立判断、独立分析，造成我们简单、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思想并认为是绝对真理。但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说没有绝对真理。
《新周刊》：在你看来，阴谋论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
彭凯平：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我们忽视现实，鼓励人们对事物不证明、不找证据，这是一种普世的危害，不管哪个文化，我们都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人去找证据去证明，找线索来说明，不要总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循环论证在科学上是最大的弊端，永远没办法做科学的验证，结果导致无逻辑、不理性。而且你还不能指摘，指摘就说明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讲阴谋论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懒的人，或者学术能力很差。你做不到、不明白或无法解释时，就去找阴谋。这就是“阴谋论”产生的心理基础：一种无奈感、受挫折感和愤怒感。归根到底，阴谋从来不是解释别人，从来都是说服自己。
你要让阴谋论者改变自己的理念很难，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他们的信念太坚定了。
《新周刊》：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信念固执。根据你的文章，更倾向阴谋论的人，除了后天对信息获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脑结构这样的先天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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