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6月13日到6月14日中国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下的北京与上海城市历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文为许纪霖教授6月13日在该研讨会的主题演讲。详细内容如下：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想把北京作为一个参照来看上海。我特别欣赏这次会议的主题叫双城记。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它通常都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澳大利亚有悉尼和墨尔本，日本有东京和京都，中国则是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互为他者。
1，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或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凡是有权力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支撑。这股力量的欲望和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力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
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地方却与“敌国”议和。辛亥革命发生，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上街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日，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释放学生，罢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但结束于上海，由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2，帝都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与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绅几乎没什么直接交往。他们联系多的是一张报纸，就是天津的《大公报》。《大公报》在言论方面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借助于京城的知识分子。《大公报》有两个很著名的副刊，一个星期论文，主要由胡适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掌握;另外一个是著名的文艺副刊，主要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这两个副刊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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