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北京的文化人，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这些南方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在北京仍然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一个是波希米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
比如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来自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卖稿为生。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和批判，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3，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个一元社会。如何理解呢?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但大都不是北京人，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大多数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
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这种判断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也是井井有条，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跑到工人家庭里看，客厅里竟然也放着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上海在文化上是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4，中国文化之都与世界主义都会
北京作为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满着浓郁的中国风。这几年北京变得洋气，鸟巢、水立方，西洋的后现代风格，也自成格局。但北京的建筑最失败的也是所谓的中西合璧。
相比之下，上海无论从城市风貌还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认为很洋气，不“中国”。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上海。上海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她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只有获取，没有失落。这是上海与其他许多开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
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在近代中国，西洋文化最早是到广州，但广州在区域上属于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冲突比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广州依然是一座充满南国情调的中国城市，而非世界主义都会。但上海在地域上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恰巧与欧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的艺术情调一一对得上，产生了亲和性。不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罗斯文化、犹太教文化、日本的东洋文化等等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显现出世界主义的杂多风格，与北京的中国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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