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列岛改造论”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在短期内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优化了产业结构，极大刺激了内需，促进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增速所带来的问题会日益突出，过度投资导致生产设备普遍过剩，产品积压，对房地产价格自然产生了上升压力，引发了房地产热。从各种建设投资的增长率来看，1971年增长率为14%，到了1972年高达28.1%，1973年高达29.2%。197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还十分乐观，民间设备投资、各种建设活动活跃。1973年，因设备投资与住宅投资的需要扩张，各种建设活动依旧扩大。在70年代前期，房地产价格在1973年达到了顶点。而此时的国际环境，给已经是漏屋的日本下了一场连夜雨。
调整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沉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日本也不例外。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GDP下降7%,经济增长明显放慢。
石油危机使日本失去了大量廉价石油的供应，致使“列岛改造计划”难以实施，日本被迫调整产业结构。政府提出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设想，把以电子计算机、宇航等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
这些产业具有耗能少、附加价值高等特点，是摆脱能源制约、切实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数年之内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比重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实现了日本产业从“重大厚长”到“短小轻薄”的转型，向“资源节约型”、“加工技术选择型”的方向发展。日本的宽松金融和减税，成为促进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条件，而紧缩的财政则形成了抑制通胀的效果。
同时在70年代，日本的环境污染治理在环境立法、民间维权和技术研发这三驾马车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进展。1967年之前的日本，由于污染企业的特殊社会地位以及没有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律师愿意染指“必败无疑的公害诉讼”。以1967年6月的新泻水俣病诉讼为开端，日本相继展开了旨在救济受害人与根绝公害的一系列诉讼，这些诉讼唤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牵动了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的改革。
正如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宫川公男所言，“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将GDP视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的做法提出了普遍质疑。”耐人寻味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民众的社会生活环境反而变好。
然而石油危机之后的部分政策同样也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称，面临石油危机，和西方的财政扩张、金融紧缩相反，日本采取的是财政紧缩、金融放宽的政策。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设备投资需求骤减，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建设材料的价格异常高涨，建设活动急剧缩小，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日本迫切需要打开国外的市场，于是釆取了扩大出口的经济政策，对美贸易顺差显着增大，形成了内需低沉不振而出口增长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不仅在产品质量上，而且在经济总量上，日本工业都对美国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日本汽车质量过硬，并且大多是小型车，与笨重的美国车相比，更节省燃料，因而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挑战
为了维护作为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阻止日本汽车的大量流入，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以及钢铁产业多次提出反倾销起诉，实行贸易保护，另一方面以特殊保障条例等措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禁止垄断，并批评日本的低汇率、低内需、高出口的宏观经济政策、官企结合、内部交易等经济制度。
早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称：“与二战时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开始将日本视为极大的竞争对手。在美国市场攻城掠地的日本企业，开始遭遇美国的顽强阻击。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对外采取了两项措施：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从而导致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对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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