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也有着极高的热情。他在派遣传教士经海路去中国后，又于1686年派出一个使团从陆路经俄罗斯前往中国。17世纪的欧亚航线虽然已经贯通，但海上风暴、疾病、海盗等因素使得海路充满危险。当时前往中国的六百个耶稣会士中，最终只有一百人抵达。因此传统丝绸之路上商人和使节依然络绎不绝。这个陆路使团到达俄罗斯后，由于俄罗斯规定必须持有官方文书才可通行，否则禁止任何人绕行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使团只得派员返回巴黎办理相关文件，路易十四于这次亲自致书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致康熙皇帝的书信(该书信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亚洲记忆与文献特藏”，中译文来自郑如芳，台北故宫《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全文如下：
至高无上、伟大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显尊荣。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许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与危险;因此为了满足陛下，我们计划派送同样是耶稣会士，即我们的数学家们，以及叙利伯爵，以最短与较不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且待最忠诚见证者叙利返回之际能发表您一生非凡的作为。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显尊荣。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
您最亲爱之好友
路易
这个陆路使团由于俄罗斯的阻挠最终没有抵达中国，所以康熙皇帝也无缘得见此信。但是，康熙对欧洲科学的知识充满兴趣，却在欧洲人所共知。与这封信中路易十四提到的地理知识相印证，康熙五十二年的《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了一段上谕：“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常六阅月在海中，不见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鄂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鄂罗斯距京师，约万二千里。……朕曾详悉访问是以周知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这段知识与路易十四信中提到的中西方交通道路完全一致。康熙说的“详悉访问”，应当是问的传教士。
传教士为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架起的这种沟通的桥梁，在多方面对双方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对传教士的关注、信任也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这引起一些尊奉程朱理学的士大夫的忧虑与抵触，浙江巡抚张鹏翮甚至下令禁教，拆毁教堂、焚毁书籍。杭州教务主管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请求张诚等人向康熙反映求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上谕：“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劳绩甚多，各有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作乱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及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这一政策在当时的西方天主教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1692年宽容赦令”。康熙之所以做出如此决策，与张诚、白晋等的卓异表现应有直接关系。
白晋第二次返回中国时(1698年)，耶稣会士傅圣泽也随同来华。起初他一直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白晋的推荐下，傅圣泽被康熙征召入京，协助白晋翻译《易经》。康熙六十年(1721年)傅圣泽离华返回法国之时，带回中文古籍四千多部，都是替法国皇家图书馆购置的。这批中国典籍，“成为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基础”。台北故宫藏《奏覆差遣家人护送洋人傅圣泽进京折》(编号：故宫001972)记录了江西巡抚郎廷极派遣其子郎文烋护送傅圣泽从水路进京之事。由此可见，路易十四派遣来华耶稣会士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为欧洲汉学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与中国上层社会的交往上，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对于天主教教义的宣扬，则被包装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体系中，以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形式嵌入中国社会。对于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则隐而不谈。因此，即使是与传教士交往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了解，也非常简单。康熙晚年曾经召集白晋等十几位传教士面谕西洋人传教问题时说：“据尔众西洋人修道，起意原为以灵魂归依天主，所以苦持终身，为灵魂永远之事，其他无甚奥义。”(《谕西洋人》，《清圣祖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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