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康熙晚年，中国人祭祀祖先之孝道与天主教严禁祭祀天主之外其他神灵的矛盾才演变成重大冲突爆发出来。罗马教廷所派特使多罗和嘉乐两人先后来华，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公开化，这导致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从此结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
纵观康熙与路易十四的这段交往，路易十四派出的耶稣会传教团充当中介对康熙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他们用满文为康熙编纂的解剖学著作、历史著作帮助康熙在17、18世纪成为在科学与文化知识素养方面最为深厚的帝王。在个人生活方面，康熙本来不喜饮酒，但在晚年却对传教士所进葡萄酒情有独钟，并说“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儿服人乳之力”。台北故宫藏的一件康熙下令江西巡抚郎廷极派家人护送西洋人殷弘绪所进葡萄酒等物的奏折中，康熙朱批：“此折奏来的甚是，以后你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并奏闻”。东西方两个帝王的交往通过这些事情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晰而生动的景象。
康熙的“哲人王”形象在18世纪的欧洲所引起的轰动已经有众多中西方文化名人屡屡提及。从康熙自身来说，他在长达60年的统治期间，持久而深入地学习研读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同时钻研西方科学知识与文化，将其应用到统治与行政的各项实践中，从而开创了清代最为繁荣昌盛的“康乾盛世”。而遗憾的是，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钟爱并未演化成一个时代的风气。随着宗教冲突所引发的罗马教廷和清廷的先后禁教，东西方的科学与宗教交流发生中断。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时代过去，也标志着亚欧大陆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封闭时期。东西方门户再次打开，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那时，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文/鱼宏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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