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与蒋介石一样，都是浙江人。雷震青年时期曾赴日本留学，1917年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回国后他一直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他为人豪爽真诚、能力出众、交际广泛，被蒋介石作为心腹要员。1949年，他随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台湾，同年与挚友胡适一起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提倡拥蒋反共，追求自由民主。
《自由中国》杂志连续出版了10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最重要的言论刊物，是传播民主思想的堡垒。杂志的后期转向了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社长雷震以杂志发声，筹备成立反对党参政。1960年9月4日，台湾当局突然逮捕雷震等四名杂志社成员，并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将雷震关押了10年。
胡适得知“雷震案”后，对记者愤慨地说：“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一本党内高层领导创办，宣扬自由主义的杂志，怎么变成了他发起反对党运动的阵地?台湾学者钱永祥解释道，在台湾谈自由主义，首要的对象当然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毕竟隔了一个海峡。而台湾在1950年后局势稳定，国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当局采取了许多严厉的高压方式，施行威权政治。《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开始跟国民党发生冲突。
国民党在大陆的组织比较松散，主要靠党内各大军阀派系的彼此对抗，来维持领导核心。来台以后，蒋氏政权痛定思痛，以组织为核心，进行党的改造，着手整编情治单位，在军中设立党部，以党领军。国民党在总统府之下掌握情治单位，直接掌握党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党领军，以党领政，奠定了威权体制的基础。
其实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应该如何建立政权，重整旗鼓，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1950年1月13日，雷震参与国民党改造方案讨论会议后在日记中写道：“有两种思想与见解在流露着，一者是自由与民主之思想，一者就是统制思想。”
前者以胡适、雷震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因此国民党必须彻底反省，在台湾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
后者则以蒋经国、陈诚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透内部和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应在台湾彻底清除不安定因素，在军队中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巩固领导中心。
随着蒋介石逐渐将管理军政的大权转交给儿子蒋经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也日益巩固。台湾史专家薛化元分析，《自由中国》的主张面对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强化时，与执政者的冲突也逐渐外显、激烈。它的民主宪政主张，不容于执政者，最终使杂志走向关门的结局。
195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二二八事变”的社会整体重创，本土的知识分子普遍陷于沉默。而国民党宣扬的教条化的“三民主义”，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也渐渐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和信任。正处于思想“真空”地带的台湾为自由主义的输入和传播提供了契机。 《自由中国》杂志由胡适命名，取二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权之意。胡适曾撰文阐释自由主义的要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对于雷震而言，胡适是传播自由主义精神的导师，也是能够给《自由中国》提供官方背书的保护伞。雷震接过胡适播下的“自由主义”火种，希望将它在台湾付诸政治实践。不过，胡适的自由主义主要面向领袖以及国民的理智和道德层面，反对党、宪政、法治的设计只限于形式架构层面。
雷震曾写信动情地劝说胡适出面领导反对党：“这(反对党)不是第三势力，我们是在台湾组织，影响台湾政府的政治。我们不是打倒蒋先生，而是帮助他……先生这样爱国，还只谈学术而不真实负起救国责任么?中国之能否渡过难关，在此一举，希先生仔细考虑。”
胡适对此一直婉拒，他不愿介入反对党的漩涡，公然干预国民党的政治决策。《雷震日记》中记有这样两段话：“对读书人讲民主，我也悲观，他们太自信。”“这些东西不是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们信之不坚，以后也不会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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